十年前，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指出了让中国天主教会“完全是中国的、完全是公教”的道路。当年，得益于圣座国务院耐心细致的工作，与北京的关系展现出了一线希望。而就职以来多次向中国人民以及这个伟大国家表示了巨大关注的方济各教宗，正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是前圣座新闻发言人，现拉青格基金会主席，耶稣会士费德里克∙隆巴尔迪神父在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上发表的深度分析文章中强调。

首先，隆巴尔迪神父指出，教宗的关注“在中国得到了回应”。这也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教宗与前任相比有一些优势。他不是欧洲人，为此，不属于殖民主义者的大陆。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让中国倍感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利益重负的殖民地国家。他也没有直接参与到同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历史性较量中。他是来自另一个大陆的移民之子、深深地植根于一个大众化的现实中并继续着这不解之缘。他是一个修会的成员，这个修会在历史上本着尊重和富有成果的对话能力接近了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代表了伟大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最高点”。正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耶稣会士的名字所表明的。

隆巴尔迪神父继续写到，“当教宗方济各坚定不移地谈到在各族人民之间建设和平的必要性时，中国人感到了他们十分熟悉的‘和谐’理想的回声。鉴于教宗没有任何军事或者经济力量，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质疑教宗的坦诚”。还要感谢贝尔格里奥教宗不仅仅是倡导，还“积极善度”的“相遇文化”。

有人指教宗对中国采用的开放和友好的言语过分了，例如接受香港英文媒体《亚洲时报》记者郗士的采访。隆巴尔迪神父继续强调，但积极的目光以及“同理心（换位思考）”——另一个教宗十分喜欢采用的词汇——“恰恰成为了挑战。这挑战是对话者需要向前迈进的，从而超越迄今为止使他们封闭于自我、束缚他们的局限”。在中国激起了极大兴趣的教宗的信息中，有“他坚持提到的团结互助”、关心“穷人和揭露剥削的形式”、“严正谴责各种形式的腐败”、《愿祢受赞颂》中列举的关注保护“共同的家园”。

耶稣会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而中国的国情是“长期的无神论和反宗教意识形态的系统性传播、摧毁传统的社会和伦理道德价值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随后的推动经济进步，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播较比以前丝毫不逊色。而且，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人口的平衡深受暴力‘独生子女政策’的困扰和破坏”。面对上述种种，在中国有一种“宗教的重生”；政府当局也“意识到了宗教因素应该是生活现实的永久性组成部分、是对和谐与社会和睦相处的重大贡献”。在这一点上，便融入了教宗方济各反复强调的慈悲，不仅邀请天主教徒而是全体中国人民“与自身历史修和，包括光明与黑暗、包括错误在内”。

至于中国教会，隆巴尔迪神父指出了“历任教宗们历来鲜明展示的”对中国基督徒的关怀。“文革”（1966-1976）的漫长时期，全体天主教徒都遭受了迫害——不仅是那些不加入爱国会的，还有那些加入了爱国会的天主教徒。不仅是天主教徒，各宗教信仰的信徒都遭到了迫害。隆巴尔迪神父强调，贝尔格里奥教宗阐述慈悲与修和的信息，而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慈悲圣年堪称是这一信息的巅峰。中国各地教会团体广泛响应和追随教宗的教导，善度慈悲年，全国各地开放了数百扇“慈悲之门”。而教宗的慈悲与修和信息“同样深入到了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内。这一团体曾经并继续经历着分裂与紧张关系，这种分裂和紧张关系是因为遭受的教难和压力造成的；是因为（回应教难或者应对教难的）方式不同所导致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