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纪念杰出的天主教领袖金鲁贤主教
张化研究员
我很幸运，做宗教工作期间能与金鲁贤主教相遇。他1982年6月21日从保定回到上海教区；7月，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工作。10月，参加了佘山修院的开学典礼。此后，工作中接触颇多；我退休后，接触更自由一些，也更自然一些。见面时，我与他聊宗教学术界动态，包括我的研究成果；他与我聊海内外天主教界动态，包括他的烦心事。2012年10月26日，我最后一次看望他。
我认识的金主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很有智慧的教会领袖
教会与国家、政府分属两种社会存在，但又生存于同一个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关系。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从执政者的角度，强调要处理好宗教关系。其实，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上海，教会领袖也必须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金主教熟悉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主动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引导上海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关注并洞悉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微调及梵蒂冈对华政策的细小变化，知道行事的边界和底线，目标是国家和教会双赢。1949年以来，我国的宗教政策和梵蒂冈的对华政策都在不断调整。虽然双方都几经反复、几起几落，但大趋势不变。因此，天主教领袖人物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金主教早在1987年就深有体会地说：“什么事情都得及时掌握最新的信息和资料，了解情况可能的变化和发展，才能不致陷入闭目塞听，脱离实际。”[1] 正是凭借终生不变的探索精神，凭借超过常人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智慧，他对话语尺度的把握、对风向趋势的判断、对现实与理想的平衡和妥协，均能妥贴处理。这使上海天主教会与社会更加和睦，也发展得更好。这比简单地做一个教廷的效忠者、政府的对抗者更需要智慧和担当，也更有利于国家和教会。
双赢是处理政教关系的最高境界，也是当今教宗乐见的局面。2016年5月22日，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带领世界信众颂念《三钟经》后，特别邀请大家在5月24日为中国教会祈祷，请求佘山圣母“赐给她在中国的子女能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分辨出那常常欢迎并宽恕人的天主临在于他们中间的标记。愿在这慈悲禧年中，中国的天主教信友们能够和其他崇高宗教的信众们一道，成为爱与和好的具体标记。这样，他们就会共同推动一个真正相遇的文化与和谐的社会，这种和谐是中国人所喜爱的精神。”[2]
金主教在《利玛窦颂》牧函中，称颂利玛窦[3] 奉行范礼安[4] 制定的传教路线，“到中国做中国人，不能叫中国教徒成为外国人”，成功地将天主教传入中国。非常惋惜龙华民[5] 以及后来的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们挑起礼仪之争，导致禁教；指出：“利公辛苦培育的幼苗正在成长，已在含苞待放、快要结出丰硕果实，却让一场严霜打来，立即萎下。” [6] 他对龙华民们逞“匹夫之勇”，导致被驱逐出境、一事无成，十分不屑。
作为一位主教，金主教既得到政府的信任和依托，也受到国际天主教界的尊敬和依重。1993年，他出访欧洲时，受到超规格礼遇，法国枢机主教亲到机场迎接、与他共祭。他后来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的身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上海14万天主教友。他还说：任何人不能不要自己的国家；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要了，还有谁要你呢？
二、推进天主教本地化的先行者
我第一次与金主教近距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是1983年1月，在漕溪北路120号神父楼1楼会议室，讨论如何编写佘山修院的教材。当时的金神父指出：基督宗教要民族化才能在各处开花结果。我们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做到基督宗教非西方化，区别出那些非原义的，西方加入的东西，往民族化的方向，创出一条新的路出来。当时，他用了“民族化”这个词，实际指向就是本地化。此后30多年，他一直非常用心地在创这条本地化的新路。
1、培养大量神父和主教，为天主教本地化奠定人才基础。
天主教要实现本地化，首先要做到神职人员本地化。这也是教廷的意旨。
1982年10月11日，佘山修院开学。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天主教会办的第一个修道院。金主教最初希望在有生之年培养200个神父。实际上，到2012年，从佘山修院毕业的修生达454人，其中407位成为神父；到目前为止，有13位毕业生成为主教，另有5位进修生成为主教，包括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马英林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郭金才主教。[7] 可以预计，今天的神父中，以后还会出主教。像金主教这样，在一任主教兼修院院长任期内，培养出这么多主教和神父，这为天主教本地化奠定了人才基础，也为让天主教会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2、创办光启社，为天主教本地化增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
从利玛窦、徐光启时代开始，传教士和中国的教会先贤就一直努力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翻译、编写、撰写容易让中国人接受、适合中国人看的天主教著述。光启社是上海地区所属教会在近代设立的一个学术研究和出版机构，依托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会文献。1984年，由张家树主教提议，光启社复社。当时，是中国天主教会唯一的出版研究机构。
金主教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工作，先协助张主教，从保定请回沈保义先生，主持光启社日常工作。1998年，沈先生退休后，他选派得力神父主持，派神父、修女参与具体工作；还选送教徒到海外进修后加盟光启社。他时常亲自召集、主持光启社的工作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和布置。我也多次叨陪末座。30多年来，光启社努力出版适合中国教会需要的书刊，深受教内外欢迎。至今，已出版了近700种书籍。这些刊物书籍记录了教会的思考和发展的脚印；在互联网欠发达时期，及时提供了国际天主教的信息。
金主教在应付繁忙教会事务的同时，抽暇带头笔耕。1982年起，他主持了《圣经·新约》（耶路撒冷版）的翻译。历经十年，终于译成。在经典方面充实了天主教本地化的基础。1995年起，他开始写“牧函”，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教会第一个写牧函的主教。他还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风，努力著述，用文字影响和带领上海的神父、修女、修士和教友。后来集结成书，由光启社出版了3本《引玉集》、1本《牧函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金鲁贤文集》。
光启社的出版物、金主教的著述，在上海和中国天主教内广泛流传，有一定的影响力，为天主教本地化增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
3、推行中文弥撤，为天主教本地化奠定礼仪基础。
用中文做弥撒是几百年来中国人和在华传教士难圆、未圆的梦。
金主教告诉我们：“1948年我在罗马读书时，经常去拜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吴经熊博士，成为朋友，他私下告诉我，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交给他个任务：把拉丁文的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难，对中国人来说特别难，为了中国教徒便于理解弥撒，参与弥撒，应采用中文。”[8] 1949年3月10日，教宗正式批准使用中文举行礼仪。因政局骤变，未能展开。1967年，台港澳教会开始用中文做弥撒。1988年，金主教掌管上海教区后，即着手进行弥撒礼仪改革。他请了香港教区圣教礼仪专家罗国辉神父来介绍、教授新的礼仪。1989年9月30日，在佘山修院举行了第一台中文弥撒。以台湾经本为基础，加以适当修改，成为上海使用的经本。[9] 佘山修院不再设拉丁文课程，深得修生欢迎。1992年9月，全国主教代表大会决定各教区可按情况推行中文礼仪。上海教区印了大量礼仪经书，免费送给全国各地神父、修士、修女。包括：30万套弥撒经书、几千套台湾版中文大日课经、比较简单的日课经、施行圣事手册。佘山修院开设礼仪训练课程，让各地神父来接受培训。[10] 帮助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礼仪改革。
三、与时俱进办好教会的开拓者
我认识金主教时，他66岁，直到96岁，应属老年。但是，1980～1990年代，他精力充沛、风尘仆仆，活跃于海内外，是各界关注的天主教领袖。进入21世纪，他体力稍弱，但思想之敏锐、逻辑之清楚、用词之精准，一如从前。对话中，时常不经意间说起，昨天，国际天主教界发生了什么。他牧函的标题充满了时代气息：满怀希望迎接第三千禧年、眼望未来、与时俱进、迎接新纪元……他不仅是上海，也是中国天主教会与时俱进办好教会的开拓者。
1、率先研讨、推广梵二会议精神，强调教友在教会中的角色和作用，分享教会管理权。
1962～1965年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为适应时代，自我改革，提出一系列适应时代变迁的神学主张。金主教概括，梵二会议的主题就是“与时俱进”。[11] 他身体力行，积极介绍、践行梵二会议的相关精神。1998年，光启社出版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全面介绍梵二会议。金主教不仅写专文推介梵二会议，在很多文章中，都介绍了梵二会议。
金主教特别关注到：“梵二强调了每一教友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司祭、先知、王者的身份，为此要分享管理权。” 他长期兼任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1986年，上海教区成立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发挥知识分子教徒的优势，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融入社会。为改变过去教徒不看《圣经》的习惯，他指出“神学不是神职人员专有的、垄断的一门知识，而是所有教友共有的宝库”。[12] 他号召各堂口成立读经小组，组织教友学习、研究神学，活出《圣经》。到1997年，上海几乎所有堂区都有了读经小组。1996年，上海教区成立教友神学小组。20年来，他一直加以鼓励和支持。2011年，神学小组派代表参加全国“八届一次神学研究委员会会议暨教会本地化神学研讨会”，提交论文7篇，宣读论文3篇。
2、开创性办教，勇当全国之先。
张家树主教和金主教领导下的上海教区，有不少开拓性的创举。1985年5月，上海教区恢复圣母献堂修女会，培养了大量修女。如今，她们已成为上海教区一支重要力量。1986年起，在佘山修院首先试行聘请海外教师做短期讲学。1988年起，佘山修院首先尝试派修生到海外神学院就读。1989年初，金主教在修院董事会上提出“送出去、请进来”的办学方案，形成决议。1989年，开始有计划地聘请有学衔的海外教师到佘山讲学，提高教学质量。
藉着张主教和金主教，上海天主教会的对外交往开展得早而多，且有影响。1981年，美国天主教希尔顿霍尔大学荣誉校长墨非到上海访问，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加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任朱梅芬到访上海天主教。[13] 1983年，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参拜尚在修复中的佘山圣母大殿。[14] 1985年6月，金主教出访菲律宾教会。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位以教会代表的身份出访海外教会。此后，金主教在身体健康时期，年年出访；在上海，他接待了无数来访者，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默克尔，等等。他在海内外对各种人宣讲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天主教情况，让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天主教；让中国天主教走向世界；产生较大影响。
随着上海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在沪外国人迅速增加。他们普遍有宗教信仰，需要过宗教生活。为了更好地为在沪海外信徒服务，改善上海投资和工作环境，1993年4月15日起，上海教区率先在天主教君王堂开设天主教英语弥撒。1994年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规范了外国人宗教活动的管理。金主教让留学回来的神父当主祭，并由神父、信徒和市天主教爱国会、教务委员会骨干组成教区管理小组，管理英语弥撒事务。后来，又逐步开设了德语、法语、韩语等外语弥撒。
3、高举徐光启的旗帜，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金主教自称是徐光启的“老粉丝”，盛赞徐光启是一位爱人民、爱国家、爱教会、爱科学的圣贤，希望以徐光启的精神激励大家。1983年11月6日，他在徐家汇大堂举行的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谢恩弥撒中发表长篇讲道辞。1989年，以光启社的名义在上海举办徐光启学术研讨会。他以徐光启为题目的文章、牧函至少有5篇。他希望徐光启在上海家喻户晓，上海教区先后有了光启出版社、光启培训中心、光启社会服务中心、光启进修学校，等等；上海教区在外省市希望工程中援建的中、小学，也多以“光启”命名；为偏远地区援建的灌溉、饮水工程，也以“光启”命名。经金主教多年打造，徐光启已经成为上海教区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一张名片；徐光启在上海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
综上所述，金鲁贤主教是一位愿意爱国又愿意爱教、能爱国又能爱教、爱了国又爱了教、杰出的天主教领袖，今天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201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