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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依纳爵的一位好徒弟

发表时间:14-04-24 来自: 作者:小则  点击次数:4257

金鲁贤主教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时间过得飞快,为他举行的追思弥撒和他骨灰海葬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但在我脑海中翻腾得更多的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处事方式、他的谆谆教导。我与主教相识相知30年,如果要形容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或许我愿归在一句话中,那就是:他是圣依纳爵的一位好徒弟。他以“祂该壮大,我该缩小”为自己的牧铭,而他在思考和行事时,都以“愈显主荣”为原则。我愿用这支秃笔把我心目中的金主教以及我从他那儿所获得的一些教益与大家分享。或许,你也能像我一样从他身上获得神益。我衷心希望在天主的恩佑下,我们能像主教一样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时时恳求天主赐下信望爱三德,以能让我们整个人生都保持健全的信仰,满怀着对三位一体天主的期望,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我们从信仰中所获取的爱德,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爱慕我们的好天主。

金主教于1916620日诞生于上海,祖籍是浦东金家巷,母亲早亡(有的文章说他是孤儿,这是一种误解)他母亲与我婆母是同父异母的亲姊妹,所以,我们惯于称他为“鲁贤哥”。1982年,他从保定回沪后,就来看望他的小阿姨,也就是我的婆婆;同时,又因我的叔公王昌祉神父是他的恩师,故他与我父母亦一见如故。他在观察我一段时间后,就邀请我为上海教区服务,但因当时的情势,我拒绝了多次。最后,在一位恩师老神父的劝勉下,经过祈祷并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于1990年辞去了原单位的工作到上海教区为修女院服务。之后,我出国学神学,学成归来后一直在光启社服务至今。因此,我对中国教会的这位“杰出人物”有着近距离接触,这一切为我提供了在此真实地分享我所认识的金主教和他对我的教导的机会。

坚守信仰真理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这就是说,从小养成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正如金主教在他的牧函《信》中所说,他母亲非常热心,从小就给了他很好的天主教教育,“信德的根子深深地扎在(他)心中”。在人世间的九十七载,他保持了自己的健全信仰,以致他能与圣保禄宗徒一起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弟后4:7);他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以猛力夺取了天国(参阅玛11:12)。感谢天主,祂为我们上海教区所拣选的主教们尽管性格各异、处事方式不同,但都有坚定的信仰!

金主教常对我说,人生是短暂的,即使可以像马相伯那样成为百岁老人,但也只是百岁而已;但死后的生命却是永远的——或永生或永死。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从小就相信了天主。但我们不要把自己所珍爱的信仰与我们传递信仰的方法混为一谈。前者是不能改变的,是由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在两千年中所教导的,其核心就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及相关的信德道理。如果人偏离了信仰的正道,就会越走越远,以至于脱离了信仰的根——耶稣基督,而不再成为天主教徒。而传递信仰的方法是灵活的,需要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说的那样“与时俱进”(这是主教对教宗所用词“aggiornamento”的翻译),以适合当时当地的环境;如果在方法上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话,就难以把我们的信仰传给当代人。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我们传教的对象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信仰大多是家传的,信徒也较多是所谓的“乡下人”,从小就相信,信仰单纯,很少疑问;而现在很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他们会问许多“为什么”,如果我们单单对他们说“你应该相信(某某)”,却不能回答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那就很难让他们皈依。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教宗本笃十六世常强调的:信仰与理性,是认识天主的两翼翅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传递信仰的方法要多样化,要因人而异,并要适合时代背景,否则,人们会对我们所说的话产生逆反心理,如是那样,我们又怎能把福音带给他人?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就是结合了中国文化,用了中国人能接受的方法,但是他所传递的信仰是正统的、健全的。

金主教推崇这位耶稣会兄弟、利玛窦神父,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他在《利玛窦颂》中教导我们:纪念一位圣人,不只是歌颂他,更应效法他。我们要效法利公的信心——相信、信赖天主;爱心——爱天主、爱中国、爱中国人;尊师爱友——记住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一交友准则;抓住机会——机会不可错失,“放过机会”与“不作为”都是犯罪;好学不倦——努力学习,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是天主恩赐的元宝。……主教要求上海教区信徒更多更深地纪念和学习利公,他并宣布2010年为“利玛窦年”,以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

我们敬爱的方济各教宗当选时,主教已病入膏肓,否则,他一定会因自己从利玛窦神父那儿借鉴来的传教方法亦符合教宗方济各的教导而心中大喜。是呀,他们都是依纳爵的忠诚徒弟!

金主教的信仰之所以在艰难困境中仍得以保存,一方面是他从小扎下的坚实的信仰之根,而另一方面也是他常在祈祷中信赖天主的结果。这么多年来,我常看见他跪在主教府小堂里拜圣体和祈祷,当他年老抱病后,不常出房门,但他天天在房间里一面踱步,一面手持念珠念玫瑰经。2004年以前,当他还能常住在佘山的时候,曾多次对我说,“我很幸运也很幸福,生活在圣母的脚下,蒙受很多恩宠。佘山实在是一块宝地。”他也几次对我说:“我已养成了在祈祷中与天主商量的习惯,祂是最可靠的,人只要仔细聆听,就会听到祂的声音,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一位事事都向天主请示、商量的人,自然会得到天主特别的恩宠;相信当他在行使领导上海教区的牧职时,一定是在与天主“商量”后才作出决定的。主耶稣对那些怀疑祂的人说:“你们即使不愿意信我,至少要信我所做的事!”(若10:38),或许,我也可把这句话拍合到主教身上。30年来,上海教区教务之发展得到了国内外教会人士的充分肯定,这是天主的特别恩赐,但其中也有主教呕心沥血为主服务的“苦劳”。他常说:“我有糖尿病,随时都可以病倒;我失去自由达28年,我只求天主补给我28年时间为祂服务。”而天主爱祂的这个儿子,聆听并满足了他的恳求,祂补给他的时间比他自己所希望的还多了两年呢。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托在天主手中的人,是无所畏惧的。现在,主教已与他所爱的三位一体的天主永远结合在一起,可以面对面地与天主“商量”了。

 

一切以教会利益为重

圣依纳爵的名言就是“愈显主荣”。一生以身为耶稣会士为荣的金主教在作任何选择时,同样以最能光荣天主的事为自己的首选。依照常人的想法,他在被监禁与劳动改造28年后,或许不愿再介入到“教会”之中了;我想,主教也一定受到过类似的“诱惑”;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出来领导上海教区。这是天主的召唤,这是抛弃了个人私利才能作出的决定。依照常人的想法,他曾遭受到不公平的痛苦折磨,一定会耿耿于怀;但是在金主教重返上海教区服务的逾30年中,他主动向与自己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伸出橄榄枝,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众人,以基督爱的精神善待曾迫害过他、为难过他的人。他这样做不是为“标榜”自己的“伟大”,而是为传递耶稣基督的宽恕与爱的精神,也是为了通过基督徒在世上所起的光与盐的作用,在世人前彰显出天主的光荣。主教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却以宽恕与爱的基督精神为上海教区赢得了相对来说较为宽松的传播福音的空间。

1985年,他被祝圣为辅理主教(当时的通告上把他和李思德主教都说成是“助理主教”,但主教私下对我说:“应是辅理主教,一个教区的助理主教只能有一个。”)。教会在经历了种种困境,尤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破坏后,要重新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世人,并非易事。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教会的领导不仅需要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下,充满信德与智慧,而且还需要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能做到关心教会与大众的利益胜过关心自己。但是,有些人对金主教的做法不很理解,甚至指责他,他却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说“只要天主知道就好了”。他表示“活在世上,总会有人赞同你,有人反对你,要想让人人都喜欢你,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在祈祷中认定这件事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是能光荣天主的,那就坚持下去。而坚持不懈,你迟早会成功”等等。主教还常对我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没有事情是可以隐瞒的,政府那儿隐瞒不了,天主面前更隐瞒不了。宣讲福音是光明正大的事,不必偷偷摸摸去做,但要低调些,调子唱得越高,也就越容易失声”。诸如此类的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至今,我一直牢记他的教导,“愈显主荣”、“坚持正确的”、“永远说真话”成了我做人的准则。

做主教不容易,在中国做上海教区的主教更不容易。记得曾有一位友人来访金主教,他是欧洲某修会会长。在谈到担当领导职务的艰难与苦楚时,他开玩笑似地对主教说:“主教,我死后不会进炼狱而直接升天堂了,因为我做了三年会长,就相当于进了一次炼狱了”。主教自嘲说:“我做主教已抵得上进十次炼狱了!”我想,主教说这话是因他对会长的话产生了共鸣。

在主教身边的时间不算短,从点滴的小事上,都让我看到他常把教会利益放在首位。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追求天主更大的光荣。真正认识主教的人,都这样说。

万事隐含着天主的美意

圣保禄宗徒说:“我们知道,天主同那些爱祂的人,按照祂的计划蒙召的人一起工作,使万事都为他们有益”(罗8:28)。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我们教会中许多神长教友因信仰而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有的被捕坐监,有的劳改劳教,有的失去学习或工作的机会;但正如耶稣在圣经中所承诺的:人为了祂、为了福音,而舍弃了世上的一切,没有不在今世得到百倍赏报——以及迫害——并在来世得到永生的(参阅谷1028-31)。金主教等在为天主受磨难的同时,也一定蒙受了天主的特别祝福。正如他在自己的牧函《信》中所写,他在狱中每天静坐祈祷,以检讨信仰,梳理信仰,保持信仰,经受考验。因他精通多国文字,所以服刑期间被安排到保定翻译公司帮忙。这让他有机会比普通人多知道一些国外的动态。我想,或许那时候,他就得知普世教会内的重大改革: 1962年,普世教会召开了划时代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因此,当他1982年复出后,在担任佘山修院院长的同时,就力争开办光启社。他对我说,教会在百废待兴中,首先要培养神职人员,这样可以有接班人来行使牧职;而与此同时,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出版单位,否则,如何传播福音和教会的信息?光启社于1984年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印制福音与出版梵二文献,让在中华大地上沉寂了近30年的天主教会尽快地在福音指导下跟上普世教会的步伐;同时,为了让那些试图认识和了解天主教会的人,获得教会内的最新信息,光启社出版了《动态》与《汇编》,在小范围内发行;尽管这些刊物的印制简陋,却成了抢手的读物,深得教内外人士的喜欢,成了他们研究天主教会的素材。在金主教的努力下,佘山修道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光启社成了全国第一所天主教出版研究单位。佘山修院为中国教会培养了许多神父和主教。而光启社出版的各类圣书已近700种,此外,还出版了几份内部刊物,为全国各地的神父修女教友提供了普世及国内教会的动态信息,也为信徒的信仰及灵修培育提供了大量资料。如果没有金主教的坚持,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2012年,佘山修院在静默中度过了创院30周年;今年(2014年),光启社也在祈祷中纪念成立30周年。愿仁慈的天主恩赐给我们庆祝大礼——让佘山修院和光启社能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福传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颗博大的爱心

每个有健全信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围绕三位一体天主为核心信仰的那十二端信经,以及两千年以来教会传递给我们的信德道理。说得再简单一些,我们所相信的就是爱的天主!但爱要化在具体的行动中。主教是地方教会的首牧,对教区的天主子民负有教导的使命。早在二十年前,金主教就通过“牧函”的形式,给上海教区的神父、修女、修士及教友进行教导。我想,金主教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教会内第一个写牧函的主教。光启社出版过他的三本《引玉集》和一本《牧函集》,辞书出版社也专门为他出版了《金鲁贤文集》。他在讲道或牧函中引用得最频繁的圣经例子就是路加福音中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及“慈父的比喻”(主教喜欢用这标题代替“荡子的比喻”),以及玛窦福音第25章中的“最后审判”等章节。金主教常说,我们的信仰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如果信仰不付诸于行动,那么,这信仰就是空的,是法利塞人的信仰。他还说,耶稣一直教导我们,光爱自己的近人,那是连罪人也做得到的事;作为基督徒要爱反对自己的人。是的,我们不应该有仇人、敌人。即使是他人把我们当作仇人、敌人,我们仍然要爱他们。爱他们并不是说认同他们的观点或做法,而是与他们沟通交流、相互了解,并为他们祈祷,求天主指引他们,恩赐他们或许因了我们的善言善行而认识天主、归向天主。主教还教导我们说,每个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都是天主所爱的,就此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信徒比一般人更有福气,只是因了天主的恩赐,让我们比其他人早一步认识祂,早一天愿意以自己的一生来回应祂的爱。如果我们不能实践爱,不能在众人前成为光和盐,那么,我们也不能自称为基督徒了。我想,在这方面,金主教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凡认识他的人——不管是赞扬他的人,还是批评他的人——都集中在他与那些曾经让他饱受折磨的人进行对话和建立友谊上。他与他们交往,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不是屈服,而是发扬宽恕与爱的基督精神,他不计前嫌,宽大为怀。去年819日,在为主教的骨灰海葬时,从北京与上海来了好些政府官员,他们向主教作最后告别。人心都是肉长的,投桃报李,主教生前善待众人,以至凡和他接触的人大多喜欢他、敬重他。主教平易近人,而又博学明志,与他接触不单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而且能体验到一颗温良的心、一颗相似耶稣基督的心。

如果人们只是在参与金主教主持的弥撒中见过他,那么,或许会以为他是一个严肃冷峻的老人。确实,在举行弥撒圣祭时,他总是一丝不苟,全心投入;这容易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但在日常生活中与他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有一颗开放包容、关爱弱小的心。在他身体的健康尚未恶化之前,他每年都会去看望年老的修女;逢年过节,还会到教区的安老院去看望老人,亲切地与他们交谈,问长问短。老人们说的话,他都会放在心上,尽力让教区满足他们的愿望。在上海教区经济有所好转后,他立刻想到实现在其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第三个事业:慈善事业。他成立了“光启社会服务中心”,致力于帮助教会内乃至于教会外的孤老、残疾、贫病、外来务工等弱小者;此外,还为国内部分偏远地区资助援建了灌溉、饮水工程以及希望小学,且多以“光启”命名;为纪念上海的开教先贤——徐光启,也为了把天主的光带给众人、启迪众人。

上面已经说了,他原谅那些折磨过他、为难过他,甚至辱骂过他的人。而对那些曾帮助过他的人,他却是感恩报答。上海教区光启社曾出版过三本画册。在出版时,主教都要求把一些有恩于教会者的照片放在上面。他说,“是的,我们前面的画册上曾刊登过他(她)的照片,但是他们对我们教会的帮助是不能忘记的,只要可能就把这些照片再放一次吧。”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这些朋友寄去圣诞卡,且会亲自写上祝福的话语。他还把一些人的生日或本名瞻礼日记在心上而给予祝福和问候。许多国内外友人在与我交谈时,都会提到主教的亲和力。主教多次嘱咐我,到国外进修都是靠外国友人提供的奖学金,他们真心诚意帮助我们教会,我们绝不能忘恩负义,而应对他人知恩图报。他的教导,我会永远记在心里。他处事待人有礼有节、不卑不亢,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只见过他一面的人,在谈到他时无不充满了喜悦和赞扬。我常想,一个对于他人的鄙视或称赞,都能淡然置之的人,只能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而淡泊明志的人。主教就是这样的一位。

注重培育

金主教注重培养人才。在大陆的天主教会中,最先送修生出国留学的,要算是上海教区了。主教不单送神父、修士、修女出国留学,还送平信徒去深造,以便回国后更好地为天主、为教会服务。他很早就领悟并提到梵二文献中的用词:“现在是教友时代”。或许,他对梵二文献研究很深;或许他从国外朋友的提醒中预知中国也会碰到修道人短缺的现象;因此,他培养教友以承担更多的教会工作。……不过在培育人才上,主教也有着他的心痛:在他送出去留学的人中,有贪图国外的灯红酒绿,宁可在餐馆当服务员也不愿再回国修道的修士;也有回来后又还俗的神父和修女。不过他感到欣慰的是,出走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修道人和平信徒回国后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会服务,善用天主恩赐的“元宝”。确实,愿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并不是一句空头的承诺,而要有具体的行动,要有谦卑地放下自己,真心诚意地不求个人私利,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在上主手中任祂随意使用的情怀。像金主教这样至死信守自己对天主的承诺,尽管在艰难处境中仍忠贞不渝者,在老一辈的修道人中为数不少,他们都是获得天主特别恩宠的人。愿他们的忠贞不渝、承行主旨的精神不单激励年轻一代的修道人,也成为所有信徒的楷模。

 

博学又谦卑的主教

金主教的博学多才是闻名中外的,有时候看他在接待友人时,能用英语或法语、或意大利语、或德语即兴转换,我由衷地从心里佩服。他50多岁在被监禁时,开始学俄语;在本世纪初,已经80多岁的他在去西班牙访问之前,又努力学习西班牙语。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活到老,学到老”。在他的牧函与讲道中,从字里行间都可看出他与时代接轨;他了解社会、接近社会;他甚至还会用“粉丝”来形容自己对徐光启的敬慕!而至于他的神学,那更不用说了,在他40年代所写的博士论文中,所表达的神学思想就已经是很超前、很成熟的。但这样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翻译了耶路撒冷版本的新约全集,但在出版时,他只是写上“佘山修院译”。罗国辉神父也提到,九十年代初,罗神父正好在佘山任教时,金主教请他帮忙为大陆教会编辑一本《主日弥撒读经》,新约部分用主教翻译的耶路撒冷中文版。当罗神父告诉主教,他请了陈维统神父与黄凤仪修女帮助校阅“读经”后,主教“在答谢之余,且虚心接受所有修改”。平时,他在写了讲道稿或牧函后,也会谦虚地对编辑说,“请帮忙好好校对”。主教很随和,即使人家写错了,他也不会横加指责,只是善意提醒。比如,在2010年出版的《天主教上海教区手册》上,在介绍金主教时说:“……1951年,任徐汇总修院代院长,上海教区耶稣会代会长,中国区代巡阅使”。2012年,在编《牧函集》时,我去向他求证这一介绍是否妥切,他笑着说,“是呀,这样的表达是错的,耶稣会是普世性的修会团体,怎能是‘上海教区耶稣会’呢?”所以,在《牧函集》的主教简历中,他亲自修改为:“……1951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徐汇大修院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区长,耶稣会中国区代巡阅使,海州监牧区代监牧”。可惜,在主教的“通功单”上,在明知应如此表达的情况下仍再次出差错。愿宽厚的主教在天上再次一笑了之。

在我看来,主教的谦卑还体现在他放下身段向人求助上。上海教区光启社刚起步时,他到南京丁光训主教那儿讨了几本新教的圣经和圣书作为参考书;当他出访时,他真实而谦卑地向国外友人介绍从百废中等待恢复的教区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得到他人的资助。这也成为上海教区比其他教区发展较快的一个外在的重要原因。对每一个资助者,无论资助数额之大小,主教必定亲自写信致谢。他把这看成是做人的基本素质。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要做一个合格的修道人,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首先要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呀。”

最后的教导

在他知道自己即将去见天主时,留下了八个字:“葬礼从简,骨灰海葬”。这也是他的谦卑心的表达。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物质太过热衷,甚至不惜花重金去买一个放置骨灰的小墓穴,这种铺张的行为已司空见惯。主教在临终前以简单的八个字给我们写了他最后一篇“牧函”,教导我们要谦卑简朴,不要铺张浪费。与其花这么多钱在一个外在的虚荣上,不如把这些钱拿去资助有需要者,中国社会需要帮助的穷人还太多。正如他一贯所教导的,有钱并非坏事,天主是绝对富有的,祂也愿意我们大家——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生活丰满的人,但如何合理用钱却是大事。钱要用在刀口上,用在关心弱小者、贫穷者上,用在有助于提升他人上,用在更好地服务天主、服务教会上,而不要只想到自己,用在自己身上。

主教的一生让我看到天主所创造的世界并非只有黑白两色,而是五彩缤纷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放下自己,努力去了解对方、接纳对方(接纳并非全盘接受)、善待对方,那么,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定能更好相处,世界也会因此而变得更美好。或许,主教也不必感叹“难做人、人难做、做难人”了。相反,更多的人将从主教坚定的信仰、宽博的爱心、尊重一切人中,认出他在极有限的条件下,为光荣天主、广扬圣教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在与主教相识相知的30年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我对他的感恩更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他在自己的自传《绝处逢生》中所说的话,正是他一生的写照:“生命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作为耶稣会士,我的标准就是‘愈显主荣’,只要为天主有更大光荣的事,我就去做”。他真正是圣依纳爵的一位好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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