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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辱不惊的上海主教金鲁贤

发表时间:13-08-02 来自:亚洲周刊 作者:林致远  点击次数:4706

通晓五国语言的耶稣会上海主教金鲁贤逝世,享年九十七岁。他曾被中共关押二十七年,一九八二年回复自由后重振上海教区。他主张教廷与中共打交道,因此而被部分教徒对他产生成见;但梵蒂冈最终亦认可其主教身份。

上海金鲁贤主教去世,享年九十七岁,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饱受争议、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生长在传统教会,在欧洲留学,通晓五国语言,有精深的神学素养,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度过长达二十七年的监禁生活。一九八二年复出后,振兴上海教会。他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新旧交接时代的结束,但未来中国天主教会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金鲁贤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天主教家庭,少年父母双亡,他进入徐汇公学,发愿当神父,随即进入修道院学习。就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金鲁贤与几位修生赴河北献县耶稣会办的哲学院学习哲学,亲身体验华北农村生活的艰苦,人民流离失所,对中国修女任劳任怨的奉献,充满敬佩。一九四四年回到上海,次年祝圣为神父。

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一腔爱国之心,金鲁贤在回忆录中,每提日本,必称「日寇」。他对外国传教士的感情很复杂,回到上海后,虽然有耶稣会上级欲送他到罗马深造,遭到当时在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拍桌子反对,说中国人去了欧洲回来就会不服从、不尊敬外国传教士,又说中国人没有资格当神学教授,并指出上海一百年来,震旦大学、天文台、神学院从来没有中国人进去工作过。金鲁贤看在眼里,对这些有优越感传教士做出的言行,内心不是滋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教会由人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总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态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难越过。」但是他对几位授业师的栽培引导感戴终身。在狱中时天天心中唱的是「耶稣会我的母亲」。

后来,金终于成行,在欧洲学习三年,获得罗马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一九五一年回到国内,遇上反帝爱国运动,宗教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所谓的「三自革新」。当时上海区主教龚品梅严格执行梵蒂冈反共指令,与政府对抗,终于导致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神父、修士及教区中重要人士,金鲁贤开始了十八年牢狱以及九年劳改的日子。

因坐牢而逃过文革批斗

也就因为在牢狱之中,金鲁贤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所有宗教工作者的狠批武斗。但是那时日夜背诵毛语录,早上一醒来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觉前要检讨自己,向毛请罪,很像宗教仪式,但是这种人造宗教是用暴力强加的。他曾对宗教前途很悲观,认为在高压统治下,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金鲁贤被分配的劳教工作是翻译,辗转旅顺、北京秦城、河南新乡数地之后,来到河北保定第一监狱担任法文德文小组组长,这个小小的负责人的职务要和公安打交道,却成为后来耶稣会认为他已「变节」的证据。在这段时间,公安部门耐心劝金鲁贤回上海,回复教堂,重办修院,培养神职人员的接班人,终于他接受了,这时他已六十六岁。回上海后,先任畲山修远院长,在一九八五年祝圣为上海区辅理主教,后升为正权主教,为爱国会所承认,但没有得到教宗的任命和批准。在二零零九年的回忆录上卷《绝处逢生》中,他写道:「生命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做为耶稣会士,我的标准是『愈显主荣』,只要为天主有更大光荣的事,我就去做。」他选择与政府当局合作,是为了教会的发展,然而耶稣会认定他是叛徒,金数次到国外访问,被拒之耶稣会门外,使他受到无比的创伤,直到一九九三年情况才有改变。

就算最严厉批评金鲁贤的人,也承认他的「精明」。在他的带领下,满目疮痍的上海教区公开教会迅速回复发展,争取收回教产,教会财政独立,同时借重他国外的关系,带来资源,建立了一百多座教堂、出版社,教友人数超过十五万,畲山修道院成为全国最优秀的修道院。同时,金鲁贤推动当局容许信众恢复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使上海成为大陆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

但是围绕着金鲁贤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有些上海老教友认为在五十年代他与当时龚品梅主教持不同看法,等于是出卖了龚。金鲁贤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刚从欧洲回国,目击当时东欧已经红色,西欧知识分子和工人向往共产主义,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冀望国民政府反攻大陆并不现实。他当时建议邀请中国各地主教来上海开个会,商讨应变,为中国教会找出一条应变的路线。从未出过国门的龚主教仓促受命,对于当时极端复杂的情况处理上过于依赖传教士「划清界线」的立场,缺乏为广大教友设身处地着想。比起新教与政府当局打交道的灵活性,他认为天主教会牧者思维显然过于僵化。

中国的天主教会存在分裂的状态,任何与爱国会有关联的神职人员都要面临「正统性」的质问。官方媒体发表金鲁贤做为政协委员的言论,加深了部分外界认为他过于向官方势力低头的成见。金鲁贤与梵蒂冈经过漫长的接触,达成和解。他于二零零五年以正权主教身份祝圣梵蒂冈同意的辅理主教刑文之,等于向外界宣示梵蒂冈已经认可他的主教身份。次年,受教宗本笃十六世之邀,与另外三位大陆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但因官方阻挠,未能成行。金鲁贤去世后,梵蒂冈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会总主教表示希望参加他的葬礼。官方讣闻将告别式订于五月二日。

金鲁贤晚年一直受接班人安排的困扰。他曾公开谴责教会的功利和世俗化,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修士和神父,缺乏当年受迫害时那种激情。二零零五年他祝圣了四十二岁的辅理主教邢文之,他是爱国会与梵蒂冈都承认的候选人,这次典礼意义非凡,被视为是结束地上地下教会分裂状态的一个开端。很可惜的是这位年轻的主教后来因为个人原因离开教会。二零一二年七月祝圣的马达钦辅理主教在典礼上,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任何职务,随即由主教团撤销任命,此后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亦未能参加金鲁贤追思弥撒。

金鲁贤有超人的记忆力,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捕时,所有的日记、信件、个人用品全部被没收,他在《绝处逢生》的回忆录中,对人名、地名、事件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很敬重梵蒂冈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推崇他在中国天主教会本土化上的贡献,此外,他对吴经熊用文言文翻译圣经新约和以离骚体翻译圣咏很佩服。当年他在欧洲留学时的同学中,有不少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和有影响力的枢机主教。例如著名神学家汉斯.孔,因为质疑「教宗不会犯错」这个教条,被视为离经叛道,曾被若望保禄二世禁止在大学任教神学,金认为他把圣经内古老的启示用现代语言来阐述,不失原意,很了不起。

金鲁贤近年来卧病在床,日常事务由今年一月成立的教区内工作小组负责,对于「后金鲁贤」时代的发展,一般的猜测是几年之内上海区不会有新主教。金鲁贤在世时,与上海地下教会范忠良主教商讨如何促进和解,如今年事已高的范忠良没有了对话的人,和解的前景更不明朗。

金鲁贤二零零七年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这总结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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