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中的改革教会一些较极端的派别：

1、从一开始，宗教改革就不是一个整体。宗教改革中的反对人士：布夏（1491-1551）、加尔文及次温格利所提出的改革运动，一般称作宗教改革中的“改革”派。瑞士、法国、德国西南部、以及北海岸的低地国家中的新教派，大部分属于改革教会。1530年呈交奥斯堡会议的《四城信条》便是由布夏起草的，倾向次温格利主义的信仰条文。在瑞士的次温格利教会后来慢慢融合于加尔文主义，否认圣体中基督真正的临在。在德国，1555年的《奥斯堡和约》只承认路德主义，加尔文主义要待1648年才得到法律的认可。如此，天主教、路德会、改革教会的鼎足三分终于结束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基督徒信仰的大一统局势。

2、与路德主义比较，加尔文主义在鼓吹宗教改革上是比较激进的，但在那些极端派别比较之下，它又显得温和多了。极端派别一词包含许多极为分散的不同团体，他们之间也有很不同的教义，然而却一致深信“唯靠圣经”的理论，对于现存的秩序，不管是教会的还是政治的，也一致反抗到底。因此，它们通常都遭受各方面的（包括新教和旧教的）逼害。无可否认，社会和经济的困难是这些“热诚”教派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们的领袖包括虔诚的人文主义者、热爱圣经的基督徒，以及宗教狂热者。

3、历史中，有三种主要的极端派别：1)精神主义者否认耶稣基督于圣体圣事中的真正临在，婴儿的施洗，以及所有外在的礼规仪式。2)重洗派也否认婴儿洗礼却坚持成人必须重洗。3)理性主义者否定基督的天主性。他们都不受正统派的欢迎。宗教改革，由于这许许多多派别，许许多多争执，造成了教派与教派之间分离的痛苦。

宗教改革的本质

1、宗教改革，就其核心而言，是致力迈向简单的结构、天主圣言的话语，及所有信徒的一般司祭职。它的核心就是信仰、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虽然有“唯靠圣经”的原则，古代的《信经》和公议会并未遭到抛弃，反之，改革中人大都固守古代的信条和做法。然而这种追根朔源的行动无可避免的削弱了传统和连贯。宗徒传承削弱了，这不仅是如何诠释圣职圣事的问题，它主要的关键在于教会的训导权。从这方面看，宗教改革的最大困难就是它把信仰上必须的基本要素交托给一个不确定的、在改变中的教会管理机构和神学家，而缺少了确定的训导权。再者，由于缺乏了最终的客观的标准及权威，主观的原则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而这助长了分歧。

2、路德虽然是宗教改革最主要的代言人，要研究他的思想却不容易。他的作品虽多，却缺乏系统，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受环境的影响，也常受他交谈中伙伴的左右，很难得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综观他的讲道词，历史似乎夸大了他的革命性，他与古代教会的连续性也常被忽略。今日路德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于年轻的路德与老年的路德中间，到底有否统一的、一贯的教义呢？严格来说，统一也许只能在最核心的地方才能找到：也就是有关称义的问题，以及他对天主的看法，他的基督论、救援论、与人学。至于路德多时摆动的边沿地区，不属中心不变的范畴。所谓“因信称义（‘唯靠信仰’）”，路德所指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新创造。为路德而言，基督徒既已称义又是罪人；在这里，他所关心的是基督徒的存有和伦理上与基督的契合。在罪与义的结合中，罪是在爱中缺乏了圆满，当正义和新生却在此静静地扎根，悄悄地茁壮成长。路德严肃的对待伦理的问题，虽然如此，他把伦理加插在神学中的做法却不能说是十分成功。加尔文以“拣选”的概念代替“称义”，也同样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3、“唯靠圣经”说出了宗教改革的特色。基督新教尽管派别繁多，教义不一，对圣经的遵从与热爱却是他们持守不变的真理。圣经是新教徒灵性生活的泉源，改革人士显示了基督徒对天主圣言的饥渴，也因此为他们赢取了不少的信徒。路德发现了圣言的力量，但却没有以重振圣事和礼仪来平衡它。相反，他否认了大部分的圣事，如此乃不智的削弱了基督徒崇拜的伟大传统。取消圣职圣事尤其与天主教传统脱离，因为在天主教的古老传统中，圣体圣事正是建立在宗徒传承之上的。幸而路德保留了圣洗，而这亦即，差不多整个欧洲，尽管分裂了这许多世纪，仍然共同的与救赎主基督结合在一起。否定圣职的力量使新教的圣餐礼仪变成非圣事，虽然并不缺少宗教价值。它同时反应出新教徒不同的教会观；基督新教强调所有基督徒的普遍司祭职，而教会的圣职人员只是所有信徒所拥有的职务的代表。而天主教方面，为抗拒新教给予圣经唯一的地位，乃强调礼仪的划一；在教会论上则愈发强调教会在法律上、及圣统制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