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斯多略的传教士便追随着商队，或自行扮作商人，或乘坐商人的船只潜入中国传教。他们当时的一位宗主教曾有这样的记载：“许多人只带着一根和一只行乞的布袋，梯山航海到印度和中国去传教。”他们能讲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的语言，甚至在每一站，能杂在民众中，召集听众，宣讲他们的教义。如果首次接触顺利，便在那里安排下传教站，附设旅店和学校。

他们传教的成绩实在惊人：他们进入了印度和锡兰，在中亚的突厥民族中得到了许多信徒。公元八世纪中叶有回纥(Uigurs)教徒在中国军队内充当佣兵。一零零七年住居蒙古南部的克烈人(Keraits)曾大批地进教。同时或稍后，住在河套(黄河)的汪古人(Ongut)也归化了。聂斯多略在极盛时，在亚洲曾拥有200位主教。

明万历年间，一旅客在唐故都西安道上迷道，向地方人士询问:‘曾有基督教派来当地传教没有？’问得他们瞠目结舌,答以从来没有...那是不对的，因为千年以前，正是高僧玄奘由印度取经回国后九年，有基督宗教教徒由西域来西安，皇帝曾予以礼接待，并在中国传教二百年之久；以后竟消灭得无影无踪，不复为人所记忆，真是咄咄怪事。

  利玛窦和其它传教士在明末由澳门进入中国，深知关于宗教问题，除非先证明那是由国自古以来所固有的信仰，他们是来此相印证，决不能获得中国人的尊崇。他也曾被中国人目为强词夺理；他竟不能指出一点儿遗迹，如一座教堂，一座隐院，或一本经卷，足以给新奉教者证明，除儒释道外，中国曾有过其它可以令人信服教门；根据由欧洲和印度得到的传说，他们以为中国曾听到过福音，但不予以证实。直到1625年才偶然获得了证明。此时在西安附近，有一座在唐朝建立的石碑(公元781年)出土，碑文很长，顶上有一石刻十字。碑文开始以佛教及道教的术语，陈述基督教教义大纲；然后追述该教在由中国传播经过的主要阶段。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中)传入中国。大秦(即波斯或云巴肋斯坦)人阿罗本赍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觉其教义正直合理，予以尊崇；‘命房玄龄宾迎留禁中翻经’，为他建波斯寺，准他招收教徒，他们自称景教，就是说教义光辉正大当受人景仰的意思。以后二百年中大致和平顺利，但也受过折磨反对。高宗时(公元650 - 683)更在各州建波斯寺，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教化大行，其间也遭受过佛教和道教的反对。玄宗天宝四年，下诏称“波斯经教本出大秦，其西京波斯寺宜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2年)，长安大秦寺僧景净，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武宗时，宠信道士归真，“归真恃宠，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尽宜除去”，武宗便命拆毁佛寺：归真又秦‘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等语。于是皇帝下诏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岂可区区西方之教与抗衡哉！”所以他下令‘寺宇拆除，僧侣还俗’，不久竟至绝迹了。

聂斯多略在中国正盛时，神职人员很多，修院是他们活动中心。他们究竟有过多少信徒？我们无从知道；好像他们常从外侨波斯或叙利亚商人中招募新人，恐怕这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也是消灭得那么快的原因。

公元第九世纪时，外侨和传教士都日益减少，因为商业已由波斯转入阿拉伯回教徒手中去了。聂斯多略教徒的遭遇如何？因为缺乏文献，问题无法答复。他们转奉了佛教吗?或者被摩尼教徒吸收了呢？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唐武宗的诏谕以后一世纪─即公元九五零年，聂斯多略的一宗主教，从波斯派遣六位修士前往中国视察，竟连踪迹也没寻到。看来基督教首次先投入中国的，不配称为曙光，只是星星之火而已，因此不久便归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