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个宣言（Declarations）：

a）《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 De Libertate Religiosa；Declaration on Religious Freedom）（1965年12月7日）：《人性尊严》（Dignitatis Humanae）/ DH

 b）《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Declaratio De Ecclesiae Habitudine Ad Religiones Non-christianas；Decla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hurch to Non-Christian Religions) (1965年10月28日）：《在我们的时代》（Nostra Aetate）/NAE

 c）《天主教教育宣言》（Declaratio De Educatione Christiana；Declaration on Christian Education）（1965年10月28日）：《教育的重要性》（Gravissimum Educationis）/GE

综上所述，梵二会议的文献计十六个，即四个宪章，九个法令，三个宣言，一般教友把它们放在一个水平上，其实不然，它们的重要性、力度各不相同，我们应加以区别，《宪章》顾名思义含有立法和章程的意义，内容重要，其结论具有约束性并含有普遍性、长期性，信友必须接受，不能轻易改动，《法令》针对具体的对象，内容切实具体，应切实执行，《宣言》往往对某一事件、问题表明教会的立场。

会议从1962年10月11日开幕日起，到1965年12月8日止，经若望二十三世与保禄六世两任教宗。

由于自由讨论，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辩论热烈，争执有时很激烈，简而言之2500名主教可分为两大阵营即传统派与自由派：也有人称两大派为保守派与进步派，我宁用传统派与自由派称呼之，两派又各分两类，传统派可分为强硬派与温和派，自由派也分两类：激进派与稳健派。经过辩论，彼此有所了解，澄清了各自的立场、观点，彼此承认各有优点也各有不够全面之处；经过交锋，彼此逐步接近，取长补短，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形成双方能接受的初稿，然后大会通过，成为决议呈教宗，由他签字公布或为宪章，或为法令或作为宣言。最重要的当然是四个宪章。

四个宪章都经过热烈或激烈的讨论。如果逐字逐句，细细推考，细细阅读文件，有心人会发现与会主教们作出了平衡、协调、让步、妥协而形成的片段，从而体会出他们的苦心。

由于各地早有改革礼仪的呼声，地方教会也已由上而下公开或私下进行讨论，主教们认为礼仪改革问题不大，建议首先提出讨论，希望迅速、顺利地达到共识，快快做出结论。事实却没有如想象那样简单。礼仪改革范围相当广，计有弥撒圣祭、大日课经、七件圣事和许多祝福礼及使用的语言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弥撒、弥撒的内容以及是否保存拉丁文或采用各国语言（顺便插一句，1948年我在罗马读书时，经常去拜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吴经熊博士，成为朋友，他私下告诉我，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交给他一个任务：把拉丁文的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难，对中国人来说特别难，为了中国教徒便于理解弥撒，参与弥撒，应采用中文。1950年共产党取得了全国胜利，吴公离职去了檀香山，在美国夏威夷州立大学任教，1951年去美国新泽西州任西东大学法律教授，定居美国，未完成庇护十二世的意愿），可见当时教宗己有意采用各国本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