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面我们讨论了数理科学与人文—信仰之间的明确界限，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互不相关。它们之间的明确界限只表明它们之间不能相互替代。作为人类理性的活动（存在）方式，它们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上面的讨论中首先提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文科学是数理科学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人们受实证主义的影响，通常就持这种相反的观点。在实证主义视野里，任何科学如果要成为成熟的科学，它就必须借助于数学的演算方法来描述对对象的经验。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在经验对象之前，必须首先有他者来相遇，即必须有他者在我们的纯粹直观中显现出来。事物必须首先在纯粹直观中作为自在的他者来相遇，才能进一步被作为经验的对象或演算的对象被经验和被演算。所以，数学的方法和对象本身并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事物作为自在的他者在纯粹直观中的显现。在这个意义上，追求在直观意义中与自在的他者共在的人文科学恰恰构成了数理科学的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何达到与纯粹直观中的自在的他者共在，实际上也就是如何达到纯粹的直观本身，而这也正是哲学的最内在最根本的问题。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这一问题也就是如何达到纯粹的超验意识的问题。作为一门科学，哲学当然是一个概念体系，但是，这个概念体系本身恰恰要超出概念的演绎而达到纯粹超验意识，达到纯粹直观。纯粹直观总是超验意识的直观，而超验意识也总是直观着、显现着的意识。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纯粹的超验意识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对纯粹直观中的绝对意义的追求，那么，数理科学要么陷入空泛的概念演算，要么陷入各种片面的经验观察和相对关联中。人文科学的衰落或者被政治化，从根本上将瓦解整个科学大厦本身。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人文精神的地方，在哲学和整个人文科学被当作权利话语和利益言说的地方，数理科学竟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如果说人文科学为数理科学提供了基础，那么，基于理性的信仰则为一切科学提供了永恒的动力。对绝对意义的坚定信仰要求人们必须遵循和践行各种诫律或律法。这意味着人们在生活中必须尽可能从各种私人欲望，私人利益和私人情感中摆脱出来，而对超越私人利益的真理和目标满怀热情。简单说，也就是信仰使人富有超越精神。只有这种超越精神，才能为科学注入永恒的动力。因为科学的真理只能由对超越于私人利益的目标和事业怀有热忱和信念的人去揭示。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个没有信仰的蝇营狗苟的市侩社会里，会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会有真正的科学家──至多只会有技工或工程师，而且是一些“差不多先生”式的工程师。
这里特别想指出的是，绝对的一神教信仰在培养和提升人的超越性精神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一神教信仰中，人不是作为社会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在日常生活中充当某种角色去与绝对的他者相遇，而是作为他自己独自面对绝对的他者。在绝对的一神教信仰中，每个人与绝对的他者的关系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替代的。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绝对的他者，在这种独自面对中理解和承担起自己的生存及其天责。因此，每个人是带着自己的天责和使命生活于社会里，生活于自然中，而不是由自己在社会团体或自然界里所充当的功能性角色赋予他责任与使命。人的存在因负有天责和使命才组成相应的社会，才展开出生活世界，从而充当起相应的功能性角色，而不是相反。任何社会的契约组成是以人的天责和使命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人的天责和使命先于和高于他所充当的功能性角色的生活。因此，一神教赋予人的天责与使命超越了他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角色的利害关系，要求人们从这种超越功能角色的利害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生活。从根本上说，一神教信仰倡导的是一种个人天责重于私人利益的生活。就科学真理的探索需要有超越于私人利益的抱负与热忱而言，一神教信仰无疑是科学繁荣发展的沃土。这绝非说，一神教信仰就一定能带来科学的繁荣；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宗教对科学的影响最直接地体现在它的宇宙论图景对科学研究者的影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包括神话，都包含着构成其世界观之组成部分的宇宙论图景。这种宇宙论构成了人们研究、看待世界事物的先验范式，人们接受一种宗教信仰，也就意味着他自觉不自觉地从某种先验范式去理解和研究事物。这方面的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则是消极的，已有许多科学史或思想史的学者对这方面进行过令人信服的经验研究。
当然，科学对宗教信仰也有反作用，它们之间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就具体实例来说，整个基督教哲学的历史就是科学（首先是哲学）对基督教影响的历史，甚至基督教哲学本身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产物。就一般而言，科学的进步意味着不断打开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视野，在这种新的、更广阔的视野里，我们或者在自在层面上，或者在功能层面上修正或重新确立与他者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有强有力的逻辑证明和经验证实，甚至还有超验意识在直观中获得新的启示为根据，因此，凡是与此相抵触的宗教信条将不得不进行修正。这个过程也是信仰逐渐自觉地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解与绝对的他者关系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进步将有助于宗教信仰排除不健康的、盲目信从的内容。
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不都是积极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甚至扮演了科学之敌对者的角色，以致于今天还有不少人，特别是那些缺乏思想能力的人，仍停留在有关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的历史梦靥中。
不过，宗教与科学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出自它们的本性，恰恰是出自越过了各自的本性。换句话说，就是各自越出了各自的界限导致的。在历史上，首先是宗教信仰经常越出了自己的界限，干预和侵占了本是科学领域里的问题。一切“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事物在我们的超验演绎中和经验关联中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就是能展现出什么样的功能性意义的问题。因此，一切“是什么”的问题，只能是由科学来回答的问题。但是，在宗教与科学的客观界限尚未得到明确意识的情况下，如果科学本身对自己领域内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尚不能做出解答的话，宗教神学家们就会接过这些问题，并完全从自己的信条出发去回答这些问题。结果是，对这些科学问题的回答本身也变成了信仰的一部分。于是，当科学进步到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时，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也就出现了。因为科学给出的答案往往与宗教神学家的附会相抵触。在信仰与世俗权力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这种冲突还将使科学处于极不利的境地，甚至将给科学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随着人类理性走向成熟，科学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而随着科学的昌明，宗教信仰将逐渐退出了它侵占的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与其说是信仰与科学之间在本性上有不可调合的矛盾导致的，不如更确切说是神学家因违反信仰的本性而犯错导致的，信仰的唯一领域就是自在者的绝对意义，它的问题就是如何与绝对的自在者共在的问题，换成生活-世界里的问题就是：应当怎样信行动、怎样生活的问题。神学家一旦越份进入自身同一物领域而去过问“是什么”这种功能性问题，他也就违背了信仰的使命而走出了信仰，这个时候，他实际上不再是一个信仰的践行者，而是一个科学家，只不过是一个“伪科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出现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表面上看是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对立，而实质上则是伪科学与科学之间的冲突。
如果说在人类理性走向成熟之前，也即在启蒙运动之前，经常是宗教因神学家的越份而侵占了科学领域，那么，在这之后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形：由于近代以来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进步，使得一些科学家和一些唯科学主义信徒试图通过科学去解答诸如应当怎样生活、行动这类专属信仰领域里的问题，最终以科学取代宗教。因此，这些唯科学主义者把一切都寄托在科学技术的进步、昌明上，以为科技的昌明就能解决人类生存中的一切问题：科技的进步不仅将带来丰厚富足的物质享受，也将洗静人类的罪恶，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这是一切浅溥的唯科学主义者的共同理想。
以科学取代或否定宗教信仰，在根本上也蕴含着以数理科学取代人文科学。不管这是作为一种信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它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不亚于宗教侵害科学所带来的后果。因为以科学取代人文-信仰，把道德-信仰问题交付给科学解决，不仅将瓦解、否定道德本身，而且将把人类的生活禁锢在功能性世界而封闭了向绝对的自在者领域开放的可能性，由此将不可避免地使人类的存在片面化、虚无化。
一切基本道德法则都必须以人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并且承认自在的他者存在的绝对意义。所谓人的自由存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他能够无视一切因果关系，超越一切自身利害关系而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自由，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根据或尺度来评判、谴责一个人的行为。因为一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找到“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一个不守信义的人，他可以辩称由于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惯偷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我不偷就难受。但是，我们依然要惩罚小偷，谴责不守信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自由的。他的自由使他能与他人缔约，并要求他不能背约，他的自由意志本应能使他克服、超越自己的恶习。自由不仅使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一切利害关系而行动，而且要求人的任何行动具有普遍性而不自相矛盾，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一旦普遍化之后自相矛盾，那么，他的这一行动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人的自由要求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即说，自由要求人承担起自己一切行动的责任，自由使人有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人的一切行动作出道德上的评判。因此，要维护人类的道德，就必须首先维护自由。
人的这种自由存在就是他的自在存在。他作为自由的存在者，也就是一个自在的存在者，在自己位置上存在着的存在者。因此，对于人的自由存在，只有在信仰的践行中才能领会它，通过人文科学的纯粹直观才能理解它，思想它，从而维护它，守卫它。唯科学主义者要求以科学解决道德问题，也就意味着要求以数理科学去探究人的自由。但是，自由作为一种自在存在，是不可被概念演绎所能完全把握、规定的。任何以数理科学去规定自由的企图和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或者陷于自相矛盾，或者从根本上取消了真正的自由而代之以自由的赝品（比如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意味着唯科学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道德根基的瓦解。
因此，当康德说：“所以，我必须终止（aufheben）知识（wissen），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1 时，他真正说出的意思是：（数理）科学的知识是有客观限度的，我们必须让科学守护和停止在自己的限度内，以免让科学越界妄为，侵占了人文-信仰的领域，从而为人的自由存在留下余地，也即为人的开放性、为人的深度存在留下空间。因此，康德终止知识而留出的位置不仅是信仰的空间，而且是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空间。
当人们在讨论人文与（数理）科学的关系时，似乎总以为，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但是，实际上，人文精神的衰落与其说是科技的发展导致的，不如说是我们对科技本身的理解导致的。当人们把科技当作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或者至少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方式时，人们也就没有理由不把人文-信仰的领域排除出生活，或者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因此，如果人类需要培养人文精神，需要加强道德信仰，那么问题不在于限制或减弱科技的发展，而在于纠正对科技的看法：科技并不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而只是诸重要方式中的一种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说，问题在于必须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思想意识向绝对的意义敞开，让人文-信仰成为我们理解生活-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必须让人文科学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即作为追求和理解绝对意义为己任的科学存在。因此，呼唤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文科学从各种权力话语和利益言说中摆脱出来，还原为独立、自由、开放的科学。
（作者：黄裕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