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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鲁贤主教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一)

发表时间:17-07-05 来自:(摘自《1916-2016纪念金鲁贤主教百年诞辰研讨会》) 作者:陈瑞奇神父  点击次数:12348

(一)

善牧在羊群中

——天主教上海教区纪念金鲁贤主教诞辰100周年

陈瑞奇神父

今年是金鲁贤主教诞辰100周年。我们天主教上海教区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女,教友们,在此特别深切地缅怀金主教。藉此纪念的时机,我们也想对金主教,和他的主教牧职,以及他对上海教区牧灵福传事业所作出的不朽功绩,表达我们的敬意与感恩。

金主教生前在和我们神职人员、修士、修女与教友们讲话时,常会提到圣奥斯定对他所在的希波教会团体说过的名言:“为你们而存在,我感到战栗;和你们一起存在,我感到心安;为你们,我是主教;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基督徒。”今天,当我们缅怀我们敬爱的金主教的时候,我们不免想起他曾一再对我们说过的这些话。这些话虽然是圣奥斯定的,却也是金主教的,因为金主教也正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

一、为我们而存在,他感到战栗

金主教的家乡,在浦东的金家巷(现浦东新区花木镇),那里原是一个热心教友的聚集区。金主教的虔诚信仰,从小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烙下深刻的印记。他年轻时痛失双亲和相依为命的姐姐,亲情与友爱,对他而言,是多么珍贵。所以,他长大以后,修道,加入耶稣会,性情和爽交友甚广,遍布海内外。因为他聪明好学,不久在教会的最高学府——罗马额我略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实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天主教会藉此东风,走上了复苏与发展之路。那时,上海教区的主教是张家树,他也是全国主教团团长。张主教与金主教原属同一修会,十分了解金主教的德才,在八十年代中,张主教祝圣了金主教和另一位李思德主教。自张主教去世后,金主教便全面执掌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工作和牧灵福传各项事业。

金主教虽然极富才华,但是他从不自以为是。在他的牧徽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人生的箴言,亦即他的牧铭:“OPORTET ILLUM CRESCERE MEAUTEM MINUI”(祂该长大,我该缩小)。这句话是洗者若翰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若330)。金主教原是耶稣会士,是耶稣的随从,故而他把自己的牧职身份,定位为洗者若翰。若翰是耶稣基督的前驱,为向当时的犹太人引荐耶稣基督;当人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若翰便完成了使命,功成隐退。若翰知道自己的身份与职责,所以,他绝不会僭越耶稣基督之名,更不会劫夺耶稣基督之位。

金主教在担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的26年牧职生涯中,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以若翰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为教区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终身的。他也教导我们神职人员、修士、修女们,要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兢兢业业为教友们服务;而教友们,也应肩负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加入到教会的建设中来,一起担负起福传与服务的使命。

金主教对教会事业的强烈使命感,和对羊群牧灵爱德的责任感,常使他有很多愧疚。因为获得的成功与业绩,他觉得是全体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出现的问题与遇到的挫折,他觉得自己作为教区主教,应该负有最大责任。所以,他常常捶胸自责说:“我罪,我罪,我的重罪!”(《引玉集》续“伏求圣神降临”)他曾说:“罪愆的意识在现代人身上慢慢消失,有许多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只认为别人对不起他。过去的人团体感强烈,他们想到自己对家庭、部落、民族、社会、国家,接受的多,而贡献的少。所以,过去的人比我们今天的人多一份感激之情。但愿我们今天的人,也能常怀这样的感恩心。”(《引玉集》1991年复活节讲道)

他愈谦卑自己,我们愈觉得他可敬;他愈有担当,我们愈觉得他高尚。他教导我们每个人要有感恩心,勤谨而努力地为教会、为社会、为国家奉献力量,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们都会牢记在心,并愿努力遵行。

二、和我们一起存在,他感到心安

金主教早年在海外求学,才华令长上和教授们赏识,有不少人希望他留下来,不要回中国。而且,那时,中国刚经历了解放战争,百废待兴,国外的许多条件都远比中国好,物质的诱惑很大。但是,金主教毅然决然地在1951年回到中国。他心里有祖国,有同胞,有中国教会,有上海的教友。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要理解其思想和心灵,绕开其宗教信仰,是走不通的。金主教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人说他的思想很复杂,心思很神秘。其实,金主教想要表达和希望实践的,是他的牧灵福传的圣召与使命。

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心在中国教会,更具体地说,是上海教区。所以,他没有在海外逗留,寻找更好、更舒适的环境。

金主教也深知,福传和牧灵工作,不是一件闭门造车的事情,需要精诚团结,需要同心协力;需要认识环境,需要适应社会;需要建立关系,需要彼此信任。当天主拣选他担任上海教区主教后,他便一心一意投入上海教区的建设事业中。在这里,有他主内的兄弟姐妹们,有他的学生们,有他的伙伴们,大家可以携手为天主和教会的事业,开创美好的前景。而中国,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父母之邦,也正是他作为一位爱国爱教的主教可以大展宏图的地方。

金主教最感欣慰的,是和我们年轻一辈的神职人员在一起,和修士修女们在一起,和教友们在一起。每次他和我们聚会畅谈,总是会延长时间,因为他总觉得话还没有说完,意犹未尽。当然,他并非常常只是鼓励我们,也有很多时候,他给我们严厉的批评。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从他善意的批评中,我们更加能体会到一位长辈对后辈身心健康成长的厚望与关爱。金主教常希望我们都能理解他的心思念虑,以在他的领导下,一起把教区建设得更美好。

愿金主教心安,因为我们会一起努力的,我们上海教区始终是一个紧密的团体,我们不会忘记,也努力不辜负在领受圣秩圣事和入门圣事时,所接受的恩典与使命。

三、为我们,他是主教

金主教的“祂该长大,我该缩小”的牧铭,鼓舞着他怀着坚定的信念、希望和不息的爱,带领上海教区的神职人员和14万信友,善度天主教信仰生活。信仰生活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信仰不只是在信友们的心中,也在信友们的日常生活里。金主教经常对我们说:“夫爱之诚,惟在实行,不在虚言耳!”所以,他鼓励我们要活出信仰的意义。

记得当年我们在佘山修院读书时,金主教曾要求我们每个修士都要背诵全部的《圣经·雅各伯书》。《雅各伯书》是一部劝勉信友以实际行动来生活出信仰精神的牧灵福传之书。我们都在背诵这部书信时,心灵获得了极大的裨益和转变。

金主教努力推动上海教区的福传事业。尽管他年事越来越高,但是他的牧灵福传的心火,从来没有减息半分。为了推动福传工作,他把上海教区分成六个总铎区,总铎区下再分若干堂区,把神父们全部派往牧灵福传第一线。每两个月,全体神父聚会一次,彼此分享牧灵福传的成败得失,他在讲话中不断给大家鼓励与打气。在金主教的安排与推动下,上海教区在其间的几年里,教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成果。

金主教也提醒我们,要更好地做好牧灵福传工作,我们不能自我封闭,必须了解国家和社会,必须本地化,必须与时俱进,这是“梵二会议”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就是要适应社会,让福音精神融入并圣化中国文化。毫无疑问,金主教的牧灵福传立意是很高的。他自己首先开始这样福传实践。他说:“我们切不能认为教区主教已由国人充当,中国教会已本地化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命运真的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文化来建设、开拓神学思想,不能只局限在已有的西方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之下,至今的礼仪、音乐、建筑方面的本地化的工作也还没有真正起步,中国教会本地化,任重而道远!”

适应当地文化是信仰的内在需求,因为天主教若不能融入本土,便不可能长久在地方上发展。但是,中国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便有一个学习、探索、交流、融合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体制,这里便有一个认识、认同、适应和融入的问题;中国本身在不断发展中,这里便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就神学研究中国化而言,神学就是以理性来寻求对天主的认识,中国的神学,就是用中国的文化视角、中国人的语境和理性的诠释方式,来寻求天主,并表达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是基督宗教的国家,在引用和诠释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想表达的意思,在交流与评估时,没有统一的视角和语境来沟通,因为基督信仰,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难以寻觅,需要我们发掘传统思想的宝藏,并创造性地解释,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以获得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这个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好几代、几十代人。

金主教在年轻时,读书求学期间,就已开始尝试在教会信仰理论上,用中国文化来阐述和表达。他当年在罗马额我略大学的博士论文《神妙的合一》,便是尝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诠释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合一的信德道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论文导言中说:“致力于研究圣父与圣子之合一这端中心信理,不是一个大胆之举,而是一个属于教友们的信赖的行为。这是一端中心信理,所以它应该激发我们的一切行为,应该渗透一切,特别是渗透向它敞开着的新时代的心灵。中国正在那儿等待着。”金主教相信,天主的奇妙恩宠与安排,定会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基督信仰的切入点,从而使天主教的信仰,能够被中国文化所认识,被中国同胞所认可和接受。

金主教在天主教会本地化的尝试中,做过很多努力。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翻译圣经。天主教中国化,尤其是天主教神学研究的中国化,离不开《圣经》。我们当然有非常好的思高版本的《圣经》。但如果要真正开展圣经研究,一种版本着实不够。金主教很有远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会刚刚复苏的时候,就率先组织翻译另一个天主教圣经中的权威版本——新耶路撒冷版《圣经》。这是他很早就有的一个理想。圣经翻译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可是在几年内,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新约》部分。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教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天,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意识与工作,仍旧是超前的。很多地方为了救急,用“拿来主义”,就是直接翻版香港的思高《圣经》。金主教的佘山修院版《新约》(即“新耶路撒冷版”)圣经,通过上海教区光启社大量编印出版,尤其是其中的《四福音》,印制了40万册,寄送给研读神学的学生和广大教友。他说:“中国有400万天主教信友,如果每10个人中,有1个阅读圣经,这40万册《四福音》也不嫌多。”金主教翻译的《新约圣经》,推广大家踊跃阅读和学习《圣经》,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个高潮。

同时,金主教在上海教区全面推行中文弥撒和中文礼仪圣事,积极推动光启社开展神学与福传研讨,在圣堂建造中鼓励中国艺术和地方特色,大力创办合法的教育事业,如先后创办了电脑学校、外语学校、音乐学校等,帮助社会培养人才,尽教会的绵薄之力。

这些事业,都反映出金主教远大而宽广的牧者心。他对我们上海教区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

四、和我们一起,他是基督徒

金主教每次给我们讲起奥斯定的名言,总是把重音落在最后这句话上:“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基督徒。”

他和我们一起祈祷,一起学习,一起参加避静,一起讨论牧灵福传、圣堂建设、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对外交往的各项事宜。当他在祭台上为众人举行弥撒圣祭、讲道、祝圣圣油、施行坚振和圣秩圣事时,他是我们尊敬的主教;可是,当他坐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分享牧灵福传工作或谈笑家常时,他就是我们的长兄,尽管他的年纪,可以做我们的祖父,但他的睿智多才、他的乐观豁达、他的牧灵心火、他的信念望德,让我们感觉他就是我们聪明能干的长兄。

他喜欢儿童。喜欢为教友儿童们讲道、做弥撒。早年他身体尚健时,每年86日耶稣显圣容瞻礼,他都会在徐汇大堂为上海教区参加暑期教理班的教友家庭的孩子们举行感恩祭。每到此时,全堂童声稚语,歌声嘹亮,气氛感人。弥撒结束后,孩子们在圣堂广场上围绕着他,叫他“金爷爷”,和他合影,这让他非常欣喜,在这些儿童们身上,他看到了教会的未来,而他自己,好像也回到了孩提时代。

他也喜欢青年人。上海教区每年都会在暑期举办教友大学生联谊活动,这是金主教倡议的,因为他看到很多上海教友家庭的大学生孩子,都凤毛麟角地分散在各个大学,他们的信仰培育很急迫。为此,上海教区成立了一个“教理小组”,专门负责教理与信仰培训。金主教对年轻的大学生们都给予祝福与期望,大学生们也喜欢他,敬爱他,是他的“粉丝”,每次联谊活动结束时,都会去主教府拜望他,聆听他的教导。

金主教非常重视夫妇家庭生活。上海教区已举办了近15年的“夫妇恳谈会”,为许多教友家庭提供教会的信仰与灵修支持,效果很好。金主教也很支持负责培训的神父,接受其它兄弟教区的邀请,帮助他们也建立这样的教友夫妇家庭培训团体。

金主教十分重视教友的福传使命。上海教区已经开展了近15年的教友传道员培训班和教友骨干培训班活动,金主教都给予大力推动与全力支持。

他也喜欢老年人,尤其在他最后的十多年里,他更多地关心老年教友。每年他都亲自去浦东看望老嬷嬷们,看望敬老院的老人们,和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他也委托光启社会服务中心的神父修女们,不单要关心帮助内地贫穷地区的孩子,也要关心老人们的需要。

金主教没有把自己束缚在高高的主教宝座上,他一直以奥斯定的这句话提醒自己:主教是基督徒中的一员。因为他放下了自己的职位,生活在羊群中,所以他知道群羊的渴望需求;同时因为他时时处处不忘自己的牧者使命,所以他会一直精神饱满地为各种人群服务。

今天,我们天主教上海教区纪念金主教诞辰100周年,回顾他的主教生涯,就是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天主教上海教区的全体同仁,愿传承老一辈主教和神职人员、教友们爱国爱教的精神,把上海教区的牧灵福传事业,建设得更好,以告慰所有关怀、爱护、支持和帮助上海天主教区的善心人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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