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卡返回罗马的专机上，教宗按照惯例回答记者提问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提及难民的人道主义危机。“在缅甸，我尊重了我的对话人，但信息到了”
以下为教宗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内容：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此行的中心。星期五，在孟加拉国您提到了。您是不是愿意在缅甸也采用这个词汇呢？
这并不是第一次采用罗兴亚这个词汇。我已经用过多次了，公开的、在圣伯多禄广场。我的想法和我所说的话是众所周知的。您的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让我想到了我要怎样尝试着沟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把信息传达到。如果在正式讲话中说了这个词，那就象是把同对方对话的门迎头关上了。但是，我描述了情况、我谈到了少数派的权力，以便让我能在私下会谈中进一步加以深入。我对对话是满意的：的确，我未能得到公开向对方摔门的快感，但我对对话感到满意，让对方讲话、说出我自己想说的。直到会谈的一刻、到星期五的讲话。重要的是关心信息传达到：某些媒体的抨击，有时候措词激烈的抨击，关闭了对话、关上了门、信息是传达不到的。
同他们见面您有哪些感受？
最初并不是这样安排的。我知道我会见罗兴亚人。但并不知道在哪里、怎样见。但这就是这次访问的情况。政府和明爱多次接触后，政府允许罗兴亚人出行，是政府在保护他们、招待他们。孟加拉国为他们所做的是十分伟大的、是接纳的榜样。一个贫困小国接纳了七十万人……。我想到了那些关上门的国家！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做出的榜样。最后，他们终于来了、都很害怕。有人告诉他们说什么都不许对我说。而跨宗教对话活动让我们所有人在心灵上做出了准备，到了他们来问候的时候，排着队的样子，我不是很喜欢。
但跟着又要马上将他们赶下台，那时候我生气了，我发了一下脾气：我是罪人！我多次说过这个词：尊重！他们才留在了那里。接着，在一一听取了他们每个人之后，我的内心心潮澎湃，我不能就这么一言不发地让他们走。我开始讲话，我请求了宽恕。那时，我是哭着说的，尽量不让人看出来。他们也在哭。信息传达到了，不仅是在这儿。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您同敏昂莱上将的会晤引起了好奇。他在若开邦危机中具有很大作用：他为什么要求提前见您呢，是企图左右您吗？您和他谈到罗兴亚问题了吗？
我愿意将两种会晤区别对待，一种是我去找别人、另一种是别人来找我。总司令要求了，我接受了。我从不关门，交谈是什么也不会失去的、总是有益的。我没有在真理问题上谈判，但我让他明白过去糟糕时代的道路在今天是行不通的。这是一次文明的会晤。他要求提前来，是因为要到中国去。如果我能够改变日程安排，我就会去做。他的意图？我不知道。我只关心对话，他到我这里来。对话比怀疑他是想说——这儿我说了算、我要提前来——要重要。我采用了让信息传达到的话语，当我看到我想表达的信息被接受时，我就把想说的都说了。Intelligenti pauca（话不在多）
您在缅甸会晤了昂山素季、总统、佛教僧侣……。上述会晤，您有哪些收获？
向着建设性的发展不是很容易的事、想倒退也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若开邦蕴藏着丰富的宝石，如果没有人就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是人们的一种假设。但我认为，我们到了一种状态，那就是很难积极地发展、也很难倒退回去。联合国说罗兴亚族是今天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派种族和宗教团体。这对那些想走回头路的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我是不会丧失希望的。
您常常谈移民问题：您想到罗兴亚人难民营去吗？
我本是很愿意去，但无法做到。有时间、距离的问题，也还有其它因素。但难民营来了，有代表来到我面前了。
伊斯兰国和吉哈德势力也想介入若开邦危机……
有些恐怖组织试图利用罗兴亚问题，罗兴亚人是爱好和平的人。宗教中总是有一些原教旨主义势力团伙，我们天主教会内也有。军人就是以这些团体为由为他们的行动开脱的。我没有选择同这些人谈话，而是同受害者、同人民谈话，一方面他们饱受歧视的煎熬、另一方面受恐怖分子的保护。孟加拉国政府做出了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大力宣传。这些人加入了伊斯兰国，即便是罗兴亚人，也是很小的一个原教旨主义势力团伙。他们采取极端主义行径：为不分好坏摧毁一切的行径辩解。
昂山素季因为没有谈到罗兴亚人而遭到了批评……
“我听说了，批评她没有到若开邦去，后来只去了半天。但是，在缅甸如果没有先自问“当时能这样做吗、怎样才能做到？”也就无法对批评做出评断。缅甸是一个在政治上正在成长的国家，政治局势处于过渡阶段。为此，这一可能性也应从这个角度去评估。
若望·保禄二世曾在一九八二年说核威慑“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不久前，您说拥有核武器也应受到谴责。这一变化是为什么呢？是受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威胁影响吗？
什么变了？不理智。我的脑海里想到了《愿祢受赞颂》通谕，保护受造物。从若望·保禄二世时代至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核的发展已经超前了。今天，我们到了极限。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坚信不疑的观点是：我们到了拥有和利用核武器的极限。因为今天核武器的尖端性可能摧毁人类，至少是绝大部分人类。这就是变化所在：军备增加、武器日益尖端，足以有能力在不殃及设施的情况下摧毁人。我们到了极限，我自问。这不是宗座文件，而是一位教宗的问题：今天持有这样的核武器是否合法？或者说为了挽救受造物和人类是不是有必要退后一步呢？想想广岛和长崎，那是发生在七十年前的。让我们想想一旦核能无法得到控制时。你们想想乌克兰的事件。为此，我们再回到为胜利服务，同时也摧毁的武器，我说：我们到了合法性的极限。
我们知道您想访问印度，为什么未能成行呢？他们期待着您二O一八年到访，数百万印度人期待着……
最初是准备去印度和孟加拉国，但后来安排工作迟缓了。时间紧，我选择了这两个国家：保留孟加拉国之外，增加了缅甸。这是天意，因为印度本身就需要一次单独的访问，因为文化不同你要到南部、中部和北部。我希望能在二O一八年去，如果我还活着。
一些人反对跨宗教对话和福传。对和平而言，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福传还是对话？福传意味着激发可能导致宗教信徒紧张关系的皈依。
第一个区别是：福传不是强迫他人改教。教会的成长不是靠强迫他人改教，而是吸引人，也就说是为见证，正如本笃十六世教宗阐述的。福传是什么呢？善度福音生活、见证怎样善度福音生活：真福八端、《玛窦福音》第二十五章、见证善良的撒玛黎雅人、宽恕七十个七次。在这一见证中，圣神在作为、有信仰皈依。但是，我们并不急于拥有很多信仰皈依：如果人们来，就交谈，寻求是在基督信仰见证面前回应圣神在人心中的作为。克拉科夫世界青年节时，一名年轻人问我，为了让大学里的无神论同学皈依信仰我该说什么？我回答说：你最后该做的才是“说”什么。你要善度你的福音生活，如果他问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么你就向他解释、让圣神去吸引他。这就是皈依中圣神的力量、圣神的温顺。这不是用护教论的解说而完成的头脑的皈依，我们是福音的见证。希腊语是“殉道”，每一天的殉道，一旦需要时，包括鲜血的殉道。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当用见证和尊重生活时，便会实现和平。一旦开始强迫他人改教时，和平便被打破了。
您到过了韩国、菲律宾，现在又去了缅甸和孟加拉国，好像都围着中国转。在准备中国之行吗？
没有准备中国之行，你们就放心吧。我已经说过，我很愿意访问中国。我很愿意，并不是什么藏着掖着的事。与中国的谈判具有很高的文化层次，梵蒂冈博物馆将在中国举办展览。此外，还有政治对话，特别是为中国教会问题的政治对话：要谨慎地、缓慢地、耐心地一步步向前。心灵的大门是敞开的，我想中国之行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我非常愿意成行！
您星期五祝圣的神父们害怕在穆斯林国家成为一名司铎吗？
我习惯同我祝圣的司铎们单独交谈五分钟，我觉得他们是愉快的、平静的，深知自己的使命，是正常的！我问他们：你们踢足球吗？所有人都回答说：踢。我没觉得他们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