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利玛窦和徐光启与无数传教士，请为我们祈祷！
各位神父、修女、修士、教友：
明年，2010年5月11日是伟大的中国宗徒利玛窦神父逝世四百周年，普世教会将以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位伟人，我们中国教会，尤其上海教区，更应隆重纪念他、效法他，并恳请他为中国教会转求天主。为了使教友们了解他，我特写此牧函。
出 生
我们都知道东亚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因不断听说中国幅员如何辽阔、文化如何高深、人民如何众多、科学如何发达、道德如何高尚，就此想到中国传教。他知道大明帝国门禁森严，不准任何外人入境。但他认为凭自己的身份：罗马教宗的钦使；凭自己的学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精通文哲诸学；凭自己的经验：几年中走遍东亚诸多国家，定能凭勇气，一人去叩门闯关，进入中国，履行传播福音的神圣事业。他搭乘了葡萄牙人的商船来到了距离广州只34里的上川岛，独自一人居住在茅屋内，等待机会进入我国。尽管有人去岛上看他，但无人肯冒砍头的生命危险把他偷偷地带入国境。方济各被抛弃了，病倒了，饥寒交迫，发高烧不能进食；只有名叫安多尼的仆人尚没有离开他，留守在他身边。他昏迷不醒、喃喃自语，安多尼只听到圣人在呼号天主圣三和圣母玛利亚之名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死在1552年12月2日和3日之间，年仅47岁。“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方济各失败了吗？方济各的事业未能成功，似乎失败了。然而天主的救恩计划是不会失败的，就在这一年，在万里之外的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一个姓利奇（RICCI）的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儿。“利奇”原意是富有的，但这家并不富有，家长名洗者若翰，是名药剂师。新生婴儿洗名玛窦，是长子，后他出生的有四个妹妹，八个弟弟，他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长子，父母对他抱有厚望。|
入 会
玛窦自幼在耶稣会办的学校里读书，16岁中学毕业后去罗马上大学，学法律。在大学时，他参加了圣母会，恭敬圣母。三年后，玛窦19岁，父亲希望他早日学成赚钱，分担养家的责任。正当毕业之际，他感到天主的召叫，决意加入耶稣会。他写信通知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原以为玛窦就可工作，分担支撑这个多子女的家庭；他得到信息后大为失望，心急如焚，策马奔向罗马，企图阻止其长子弃家修道的志愿。途中他突然患了重病，卧在旅舍中。他认为这是天主暗示他不应阻止其子的修道，于是改变主意折回家乡。利玛窦得到耶稣会副总长热罗尼莫•那达尔（JERONIMO NADAL）的批准后，于157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进入初学院。他的初学导师姓范礼安，名亚历山大（ALESSANDRO VALIGNANI）。范神父长利玛窦14岁，但进耶稣会才只有四年，就被任命为初学导师，可见其德才。会士们都知道初学导师的重要性，他们与初学生朝夕相处，身教言教，手把手地教授神修学，解释修会的会宪和会规，尤其领导他们做三十天的依纳爵神操；使他们领会本会的神恩、本会的精神，使他们热爱本会，终身忠贞于本会。在范礼安神父的辛勤教导之下，利玛窦深深领会依纳爵精神。他深信耶稣会的核心思想是爱，爱天主，爱近人，爱本会兄弟，爱尚未认识天主的人。他学会如何分析分辨问题和身体力行愈显主荣的原则，什么地方更光荣天主就去，知道什么事情更光荣天主就做。愈显主荣深深刻在他心中，指引着他一生。他又牢记着依纳爵的一个工作准则，即在着手进行前先祈祷，求天主圣神指引帮助；在下定决心进行时，一心一意投入，想方设法，按步进行，自己一人奋斗，或团结他人，好似没有天主一样；在进程中，不求天主干预发灵迹；而等事情办成后，就感谢天主、忘记自己，决不偷天之功以为己功而夸耀自己。
两年初学，导师认为他合格，由会长批准发初愿。利玛窦修士进入当时称为罗马公学（即今日额我略大学前身）学习。名师出高徒，罗马公学名师云集，当时最著名的有三位：一名为克拉维乌（CRISTOFORO CLAVIO），他是天文学和数学专家，人称他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欧氏乃古希腊的名数学家），第二名为阿夸维法（CLAUDIO AQUAVIVA），他后来成了耶稣会的第四任总长。他支持范、利的传教方针。第三名由于博学多才，后被升为枢机，死后册封为圣人，此后列入教会大圣师之行列，即伯拉民（BELLARMINO）。
青年玛窦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知一反三，从天文学学历法，学地理，又在课余好钻研机械力学。他心灵手巧，一学就会，自能仿制。他酷爱音乐，能作曲，能奏多种乐器，并能修乐器。他的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真是奇才。青年玛窦，好奇又好学，积累许多知识，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派到大用处。|
赴 印
1577年5月，耶稣会负责东方传教事业的神父，回罗马述职，同时招募志愿去东方传教的青年会士。利玛窦去报了名，并被选中。他中断了罗马大学的学业，去葡萄牙的科因布拉（COIMBRA）大学，等候去东方的机会。在该大学内，他认识了著名的神学家类思•莫利那（LUIS MOLINA）, 此人主要致力于协调天主圣宠的威力与人的自由意志。成熟后的利玛窦，在中国也不断探讨这个问题。出发的日子到了，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与另三位意大利会士以及其他国籍的10名会士，统共14人，登上了由葡京里斯本起航的帆船。利玛窦时年26岁，只是修士，尚未圣为神父。同行中另有巴范济（FRANCESCO PASIO）与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后来此两人比利玛窦早进入中国。
航行约半年（我在称颂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牧函中的第11与12页，略述当时旅行之辛苦，恕不重复），他们于1578年9月 13日到达果阿（G0A）。果阿位于印度西南部，是天然良港，附近海口风平浪静，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鸟语花香，居民善良，葡国占果阿为己有，使之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和欧亚贸易中心。果阿耶稣会省长欢迎新到的传教志愿者，由于利玛窦当时只是名修士，就令他在当地神学院继续念神学两年。1580年7月26日接受铎品，时年29岁。
圣神父后，省会长派他在果阿的中学教拉丁文和数学。利玛窦当然服从，然而他来到亚洲不是为了在一块葡萄牙殖民地上为葡人子弟服务，他心向往的是去中国传播福音。和他同船到达果阿的罗明坚神父已于1579年被派到澳门读汉语，准备进入中国，另一同伴巴范济也于1582年到了澳门。
罗明坚到了澳门，住在耶稣会院，会院就在海滨，推窗一望，遥见中国大陆，他心想，他和巴范济两人怎能担负起在大陆中国的福传工作，必须加强队伍。他马上想到同船到印度的利玛窦，立即写信向当时耶稣会东方巡视员范礼安神父申请把利玛窦调来。范公曾是利玛窦的初学导师，很赏识利玛窦，立即批准。利玛窦接到调令，喜出望外，迅速作好准备，于1582年4月乘船离开果阿，经马六甲（MALACCA）上岸，换船继续前行，终于8月7日到达澳门。去接他的罗明坚发现他患了重病，骨瘦如柴，领他到会院静养。|
良 师
负责东亚传教的范礼安对前来传教的会士以书面形式作出重要指示，会士必须严格遵守。 指示内容丰富，但主要有三点：（一）传教准备时期必须用功学习当地语言。这点和过去传教士不同；此前凡来传教者，心急如焚，马上上街宣讲，不会语言就用翻译，俗称教理先生。方济各•沙勿略就这样，他走遍东亚许多国家，凡到一处，就上街，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摇铃，人群——尤其小儿——围上来时，就讲要理，讲一句由随行者翻译。范礼安坚持要传教士先花一到二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这是创新。（二）到达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先了解其风俗习惯，并尊重之，不可忽视，更不准藐视。（三）到一国就争取成为该国人，到中国必须争取成为中国人，说中国话，遵守中国人的规矩，衣着饮食随从中国人。范公是位先知性的伟人，他的思想与他之后三百多年的梵二精神相符合。他强调传教士决不可让新奉教者失去中国人的身份而变为外国人。这点和过去的传教士大不相同。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劝化一个当地人，就要他放弃原姓氏，并给他一个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名字。至今许多印度籍或菲律宾籍的教友，仍有西班牙或葡萄牙姓名。
利玛窦到了澳门后就用心阅读范公的指示，再三诵读，全心接受，终身奉行。范公也器重利玛窦，重用利玛窦。利玛窦踏进了中国境内，尤其进入中国的上层社会后，不断向范公请示汇报，不时提出申请。范公总是训勉有加，有求必应。范公知道中国传教区逐渐扩大，必须大力支持。利玛窦要求增加会员，增加经费，需要建造圣堂会院，需要得到大臣官员的好感，以便自由传教，范公也知道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以礼铺路，所以利玛窦要人范公就给人；利玛窦要钱就给钱；利玛窦要礼品，就想法从欧洲购买礼品。范氏又放权任命他为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如果没有范公就没有后来成名的利玛窦。|
准 备
利玛窦全心学习汉文，这是很艰辛的工作，汉文不是拼音文字，不像欧洲语言只有二十几个字母，而是一个字一个样。学习汉语，必须记住几千个甚至上万个方块字。汉语又基本上是单音的，可是同一个音有几个或是几十个不同的字，含义不同。利玛窦写给欧洲友人信上说：“同一个音MA，就有‘吗’、‘麻’、 ‘玛’、‘骂’等含义，必须写出来，而且一个音又有四声区别，真是难上加难。”
正当利玛窦埋头学中文时，有了进入中国境内的机会。明代中国闭关自守，禁止外国人入境。外国人要与中国做生意，明政府特许每年开两次广交会。开会时外国人可来中国和中国商人做生意，但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外国人早上上岸，晚上必须回船上，不准在广州域内过夜。罗明坚和巴范济利用广交会和葡萄牙商人一起去广州。他们两人毅然去见广州官员说自己是教士，每天有宗教功课做，如果每天从海上走来晚上回船，神业功课不能完成了，求官员破格准他们留在广州过夜，官员听他们一口流利的官话，加上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但广交会有期限，一旦结束，他们和外国商人一概撤退，罗明坚和巴范济两人仍回澳门。
明代两广总督府设在肇庆。当时总督名陈瑞，此人为人狡猾而又贪婪，但消息灵通。有人报告他有传教士携有自鸣钟到澳门，他就传谕罗神父去肇庆见他。
1582年12月18日，罗明坚神父与巴范济神父带了一位修士和几名中国青年自澳门动身，于12月27日到达肇庆，向陈瑞献上自鸣钟。总督大悦，允许他们留在肇庆，住在东门一所佛寺内。罗神父修了一所小圣堂并在祭台上刻“天主”两个大字，这是耶稣会在中国的第一所会院。罗神父晋谒许多官员，其中提督对他们特别友好，向他们说：“你们是出家人，穿着应像出家人，我们中国出家人穿僧服，以后穿僧服吧！民众一见就会尊敬你们。”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不久有御史向皇帝上书弹劾他，皇帝下诏免除陈瑞之职。陈下台后新总督上任，下令驱逐外国人。罗、范两人被迫返回澳门。此后巴范济神父被派往日本传教。|
入 境
利玛窦到了澳门知道自己快要达到目的，心情愉快，一直多病的身体，逐渐结实起来，不再生病。他全心投入准备工作，首先学习汉语，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很快认识了几千个中国字。他能讲，能和人交谈，能看中文书籍，能书写中文，并能写文章。他努力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范礼安再三强调：“到了中国，成为中国人（IN CINA CINESE）。外国传教士应成为本地人，不是叫本地人成为外国人。”利玛窦逐渐知道，中国人所谓学问，不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实用科学，而是孔孟之道。搞实用科学只是雕虫小技，大学问则在熟读四书五经。利玛窦掌握孔孟之道后，佩服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文以载道”。利玛窦心中深处认为道是基督所默示的真理，学汉语学儒学，把它们作为运载工具，借之以宣传福音。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对他来说福传是第一位，其余是运载工具。利玛窦好交友，广交朋友。他用儒家的话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中国人的“文”内容丰富，指文字，指文章，指修养，指人品。以文来交朋友，交朋友为了辅仁，即互相帮助，修德，修仁。|
肇 庆
一切准备好了，机会也来了。逾几番努力、几次申请、几经周折，终于得到新的两广总督郭应聘的批准，可去肇庆。罗明坚与利玛窦满怀喜悦与希望，于 1583年9月，立即接受了好心人的建议，打扮成和尚，上船前往。根据利玛窦给欧洲友人的信，我们知道利玛窦一路上心态良好、细心观察。他信上说，一路山明水秀，风景极美，中国人民极为淳朴忠厚。事实上，中国人带着更大的好奇心注意观察前所未见的瘦长个儿，蓝眼睛、高鼻子，剃了光头，穿着僧袍的洋和尚。
路上经十余日，到肇庆后，他们两人先去拜谒肇庆知府王泮。按当时规定，知府升堂，坐在高处，两名洋和尚被引进衙门，跪拜在地，叩头三次。知府问话道：“你们为什么来我国？”答曰：“我们慕贵帝国的大名而来。”又问：“你们来此究竟想要什么？”答曰：“我们希望在此建造两所小屋。”再问：“为什么要两所？”答曰：“一所为自己居住，一所作为祈祷用。”知府沉思片刻，最后发言：“准予建造。”两位传教士恭敬地献上礼品，王泮欣然接受，然后退堂。
由于好奇，也为了表示友好，知府亲自领了两名西僧去郊外河滨，指出一块地说道：“准你们在此造屋”。利玛窦亲自制图，监工，落成，知府王泮亲自写了两幅匾额，一方写“仙花寺”挂在堂门上，一方写“西方净土”挂在他们的居所门上。天主教在我国建造的圣堂以寺为名，反映出罗、利两位遵照范礼安的指示，努力使天主教适合中国国情，是使之本土化的尝试。
“仙花寺”和“西方净土”的大门白天一直开着；想做福传工作，能把大门关着吗？罗、利两人等候客人，肇庆府人口不太多。古时的老百姓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有许多娱乐场所，平时无处可消遣，见忽然来了两名外国和尚，这是件破天荒的大新闻，人们奔走相告，都想一见为快。来访客人络绎不绝。两名出家人对来访者不论贫富，不论贵贱，不论老幼，都笑脸相迎。凡有问者，都耐心解说，不厌其烦，还展示给他们携带来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以及圣母像等。人们听到西僧讲一口官话，谈吐风雅，又见他们彬彬有礼、平易近人，都对罗、利两人有好感，其中有瞿太素。利玛窦时年31岁。|
韶 州
1585年两广总督奉朝廷之命，着手采办欧洲新奇珍物进贡皇帝，也委托罗明坚神父去澳门代办。不久上述肇庆知府王泮蒙升要职，将北上，特邀罗神父同往浙江省会杭州府。罗神父欣然接受邀请，于1586年1月偕麦安东（ANTONIUS D’ALMEYDA）神父应邀同往。接任的知府郑一麟之父也成为神父们的好友，并邀他们在绍兴宅中下榻，继而接受洗礼。罗、麦两位神父利用这个机会传教。
罗神父在绍兴工作顺利，先后又去了武汉、桂林等地，一路受到欢迎，却也遭到诬告、驱逐，最后返回肇庆。
罗、利两位神父感到自己处境很不稳定，所依赖的若干官员又喜怒无常，变化不定，有必要取得朝廷的特准，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才能久留中国。为此需要教宗派遣一个正式的使团晋见明朝皇帝。他们汇报了范礼安监会司铎，他认为罗神父最有资格去罗马述职并完成这项使命。于是罗神父回澳门并于1588年从澳门动身，于1589年安抵葡京。不幸，罗神父因积劳成疾，不久病死于意大利，原定计划未能成功，这时利神父在肇庆建造了一座优美的欧式楼房。
1587年刘节斋任两广总督。他见到了利玛窦的美丽居所，顿生贪心，把利玛窦赶回澳门，把这欧式楼房占为己有。不久，因怕人告发他贪污，又把利玛窦召回肇庆。但仍不甘心物归原主，建议折价买下，利神父不愿出手，愿迁往别处。利选择了韶州，邻近江西。因吸取教训，利玛窦不再建欧式楼房而用了中式。
1583年起，利玛窦为了适应中国风格，剃了光头，不留胡子，穿僧服逾十年之久，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又得到友人的忠告，利玛窦感到当时穿僧服的决定并不正确。佛教传入中国已一千三百多年，庙宇遍全国，但和尚并不受人尊敬，更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中国是个帝国，皇帝至高无上，拥有绝对的权力，然而他深居宫中，数百名嫔妃以及数千计的太监日夜陪着他，往往沉溺于酒色之中。治理国家的机构掌握在一大批官僚和地方上有势力的所谓乡绅（他们往往是退下台的官员和大地主）的手中，这两批人都是口头上信服孔孟之道者，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儒者或士。要和官员来往，进入士大夫阶层，不能再穿僧服了，必须改穿儒服。要进入上层社会，要得到知识分子认可，非改革不行。利玛窦与后来到中国的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写信向范礼安神父请示，范立即回信批准，今后在中国的传教士蓄头发，留胡子，戴方巾，穿儒服。耶稣会总长及罗马教廷也先后同意。按利玛窦在华28年，11年穿僧服，17年穿儒服。|
南 昌
利玛窦在韶州住了6年，他努力研究儒学，向博学之士学习，深入学习中国的经典著作，开始用汉字写书，他的名著《天学实义》在此期间正式脱稿，此书后改名为《天主实义》。1595年初刻于南昌，1604年再刻于北京，1606年再刻于杭州。以后多次再版，先后译成日本文及安南（即今日的越南）文等。
1594年郭居静神父到韶州，利玛窦决意北上，他的最终目的是去北京见皇帝。他把教务托给了郭，随着去北京的原兵部尚书石星乘船出发。路上遇急流，船沉，利玛窦落水，仅头部露出水面，在急流中又不会游泳，似生返无望。突然他抓到一根缆绳，紧拉攀上而脱险。这时石星改变主意，他深怕把外国人带至首都很可能被弹劾，命利玛窦返回广东。经利玛窦再三恳求而只准他到南京。南京官员不准他居留，勒令他南返。利玛窦只能折回南昌暂住。在韶州认识的名医王继楼大夫闻利玛窦到南昌，即去拜访。王是南昌官员的座上客，即将利玛窦引见他们。利玛窦把所著《西国记法》与《交友论》刻印，分给诸人。按《交友论》1599 年刻于南昌，1603年刻于北京。
1597年范礼安神父呈报罗马后，任命利玛窦为中国区的会长又派遣龙华民（NICOLAS LOMBARDI）神父来协助传教，（利玛窦死时任命他为自己的接班人）。范礼安又指示利玛窦去北京长居。利玛窦想以进贡身份赴京朝见皇帝，并筹备了从西洋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油画、圣像等作为贡品。利玛窦得知自己相熟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将进京，此人愿代为引见。利玛窦大喜，即与郭居静神父同行北上，他们于7月5日路经南京，9月7日到北京。王忠铭原以为自己可以入阁为相，但未能如愿，即离开北京。王所介绍的朝廷大员无心代为引见。利玛窦无可奈何，于1599年2月回南京住下。|
北 上
利玛窦得王尚书的帮助在南京购得新居。他把各种贡品展示于来访的官员和名士，趁机向客人介绍西洋学术、各国风土人情，又讲解天主教教义。他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为士大夫赏识。随着南京教务的发展，利玛窦进京之心更热切，终于在1600年5月18日与庞迪我（DIDACO DE PANTOYA）神父带着贡品由运河北上。行前得到南京礼部所发给的路照。
船过了济宁来到临清，那里有税关。当时的税官姓马名堂，是个太监。他的贪得无厌是远近闻名的。他闻知神父船上有奇珍异物的贡品，想占为己有。尽管神父们抗议，且有当地官员钟万禄的说情，马仍强行把所有贡品搬到自己船上企图吞没。马堂拿走圣爵杯时，利神父坚持要回，并严辞正告马，这杯是极为神圣的，为神职人员献祭时所用，任何人不可接触。马堂发现贡品中没有金银财宝，又怕事发之后被皇帝治罪，终于7月31日上疏奏明神父进贡一事，同时把两位神父当作已判决的罪犯押离临清，八天后抵达天津，即把神父关在一所寺庙内，达四个月之久。两位神父饥寒交迫，受尽折磨，1601年元月，万历皇帝突然想起有西洋人进贡自鸣钟一事，即批示马堂让西洋人入京。1601年1月24日两位神父终于踏进了北京城，住在皇宫外的太监宿舍里。当晚挑灯开箱登记贡品，共十六件，有天主像、圣母像、日课经、圣人遗物、万国地图、大小自鸣钟各一，另有西洋琴一架与玻璃镜与玻璃瓶等。事到如此，马堂还想软禁利玛窦，不让他接触官员，也不让他见到皇上。利玛窦等了几天，见毫无动静，就要了纸张笔墨用中文写疏上于万历，万历立即召见了他们。皇帝端坐在御座上，两人跪下，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山呼万岁。万历见他们一表人才又按照中国礼节下跪，就赐坐，询问他们来意，万历见他们用流利的官话回答，不卑不亢，龙心大悦，又见大自鸣钟，钟内按时有人跳出来报钟点，又着利玛窦奏琴，琴声悦耳。皇帝先令他们住在宫中教会太监奏琴并操作其它贡品。利玛窦感到身在宫中诸多不便，再三恳求让他迁出皇宫，得到万历恩准，他们就在宣武门东首，购买土地建房。从此利玛窦可长住北京直到1610年去世，达九年之久。|
北 京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奋斗，历尽千辛万苦，一路上又不知向各种官员叩了多少头，利公终于如愿以偿，定居北京。当他在南昌和南京时，他先为西僧后为西儒的大名，早已传到京都。所以他在宣武门外购买了房屋后，立刻有许多人来拜访，不少是高官或名儒，可说：“往来无白丁”。
利玛窦一一热忱招待，向他们赠送自己的著作《天学实义》、《交友论》、《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以及《山海舆图》等。
益 友
利玛窦能先后在广东、江西、北京立足，并发展自己的事业——福传工作，且能以西方最新科学成就介绍给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朋友。利玛窦的朋友太多了，限于篇幅，只能介绍少数几位。
在广东韶州时，他认识了常熟人瞿太素，讳汝夔，是他劝利玛窦弃僧服改穿儒服的。1599年利玛窦再版《交友论》时，序文是瞿太素所写。方豪神父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提到瞿氏时，说：“瞿太素和利玛窦常出入相偕，极为亲切”。
历史学家认为天主教早期在中国发展时，有三大柱石，通称为徐李杨，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初识利玛窦，李之藻与杨廷筠分别在1601年和1602年在北京认识利玛窦。
徐光启1603年再去南京时，利公已北上，徐在罗如望神父手中领了洗，圣名保禄。1604年他再去北京考试，中进士（年42岁），即在北京再次结识利玛窦。1607年徐父去世，他必须回上海守丧三年。1610年徐回北京，利玛窦已逝世。徐、利相处只三年，但三年中结出了非常丰硕的果实。首先，徐光启信天主之心更深更切，他每天辅弥撒、领圣体、长时间祈祷；其次，他请求利玛窦帮他翻译最新的科学名著，最重要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光启曾是儒，但热爱科学；见利玛窦所带欧洲科学名著，深恨自己未识外文，由于知道西洋国家在科学方面已走在我国前面，他爱国忧国爱人民，心急如焚，急想率领中国人民迎头赶上去。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45岁的徐光启于1606年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开始翻译时，利向徐述及“翻译极难，几乎中断”，光启坚称，自己不怕工作，又说：“我见难而避，难就长大；我迎难而上，难自然消微，我必能成功”。他每日下班后，赶到利公寓所，利口述，光启笔录。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俩反复推敲，务求合本书原意，并与杨廷筠、李之藻等质疑辩难，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其稿。|
1607年春《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始告译成，刻印发行。译文正确之至，所创造的数学术语，大部分沿用至今。接着由利公口述，由光启笔记，合译了《陆地测量的测量法仪》，此书介绍平面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引述了许多新公式。徐光启丧父回上海后，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三书。上世纪初，大文学家、政治家梁启超称赞徐的译文“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明朝时代杭州分仁和、钱塘两县），1565年生，小利玛窦13岁，小光启3岁。他1598年中进士，早徐6年；李死于1630年，享年66岁；徐死于1633年，享年71岁。
李之藻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哲学、宗教无不研究，据杨廷筠记，利公曾说过：“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可见利公对李之赏识。李与利之交游与合作略长于徐，李氏深知利公。
1613年，李之藻在《同文算指前编》中自作序说：“至于缘数寻理，载在《几何》本本元元，具存有‘实义’诸书。如第谓艺数云尔，则非利公九万里来苦心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大意为：关于求得数学和自然规律，则已记在《几何原本》这书内；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其答案，则在《天学实义》这本书中可找到。如果说利玛窦只求讲科技，那就不是利公奔走了九万里来我国苦心追求的目的。|
在李之藻的心目中，利公首先是传教士，宣传基督于中国，才是利公苦心追求的第一目的。可以说：“对利公而言，福传是第一位，介绍西学是第二位。”介绍西方科学实际是利公的敲门砖，是福传的方法或工具。利公交李、徐为友，因为利公奉行“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准则。徐光启与李之藻等与利公交游。初始阶段因为他们佩服利公的人格与学问，深交后认识基督。他们两人领洗入教时，已过不惑之年；他们是儒，是名儒，是大儒，他们不抛弃儒家学说，而是要补儒。他们认为“儒学高深，培育出高尚之人”，但他们一直认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谈何容易，孔子指出方向，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即人与天之关系，没有提供达到目的的力量与方法。而天主教则告诉我们：“天，天主是爱”，而且提供七件圣事，赏赐恩宠，使人能够以此达到成圣的目的；所以他们常说天主教可以补儒。
因为徐、李是真儒，所以忧国忧民。当时中国百姓贫困，国势日弱。他们深知民富国才能强，从来没有听说，民穷而国能强的。要民富必须科技进步。在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强邻压境之时，必须提高人民的素质，必须学习西方较我们先进的科学。他们多次上疏皇帝，必须把西方科学介绍进来并加以普及。徐、李心中爱教爱国相辅相成，两者同居首位，参阅李氏给皇帝之信，就知道徐、李的用心。
李之藻给皇帝上疏的原文很长又为文言文，现在仅摘录一段，如下：
“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带有许多书……不单有历术，还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帮助运输，可以得到大益…… 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出山岳江河远近高深……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请皇帝下令礼部，赶快设立一个翻译局，把所有利的书译出，逐渐推广……”
可见李氏有宏伟的计划，但皇帝看到李的奏疏，只批了“知道了”，没有下文，也就是说不予采纳。|
工 作
利公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明朝的首都北京。他带着欢乐感恩之心全身投入繁忙的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传教，他要广交朋友；因利公享有盛名，达官名士都想拜访他，以认识利公为荣。他要保持与皇帝的关系，皇帝的优待是中国教会的保护伞。正由于利公在北京得到皇帝的照顾及高官名儒的支持，地方上的传教士得以自由传教，不受或少受干扰；即使有困难也易解决。他在这方面做得出色，导致有许多人想入教。
他不断和欧洲友人通信，由于他的介绍，西方才正式、系统地了解中国。在欧洲，他被称为最大的汉学家，在中国则被尊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是一名耶稣会士，凡重要事项，他应向罗马请示汇报；即使事急，他临时应对后，事后仍向罗马汇报。当时交通不方便，没有正式邮政通道，邮件经商船绕南非而到意大利，信件或遭途中遗失，否则也往往三年后才收到回信。这是有电脑有手机的现代人不能想像的。
他又奉命写《中国传教史》，这是一项大任务。此外，他还得校正他所译的拉丁文版的儒家经典《四书》。每天下午，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等名著。他的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佳，绝对超出常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礼贤神父出版的利公全集（八开本），厚厚的，好几大册。另外，他作为神父每天要作默想、做弥撒、念日课、念玫瑰经、作省察等，这些神业，至少也得用三个半小时。|
哀 荣
人不是铁打的，日以继夜地工作，利公终于病倒，与世长辞，年仅58岁。临终时任命龙华民为他的继承人，做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
史载：“利神父病故，礼部奏闻，上震悼。各部大臣，翰苑诸公，暨在京士绅，俱赠赙诣唁。朝中诸公，议请葬地，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帝即使阜城门外腾公栅栏官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赐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
第二年夏天（1611年）改建工程完成，安葬日期定于11月1日“诸圣瞻礼日”。皇帝派大员致祭。顺天京兆（相等于今天的北京市长）王应麟是利公的友人，写了碑文。
在中国历史上，一位外国人死在中国，得皇帝赐田作为墓地实属少见，应是殊荣。利公墓地几经沧桑，保存完好；现成为一个景点，供国内外人士前往凭吊。
四百年过去了，舆论有时反复。但总的来说，利公一直受人敬仰爱戴，而且赞扬之声不断上升，罗马正在准备他的列品，登上祭台受人恭敬的日子已不远；这是传教士的光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
利公之所以能留下如此的丰功伟业，追究原由，首先是天主的恩宠，本人的慷慨回应和辛勤劳动。今年我们要比往年更怀念他，遥望天廷，能见利公微笑着向我们说：“饮水不忘掘井人，我的微小成绩应归功于我的良师益友，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他的良师上面已提到，是范礼安神父。是范神父召叫他、支持他、信任他、指引他，面授他传教方针：“到了中国，成为中国人”。为了做成中国人，他经过摸索、探讨、实践；先借佛，后尊儒成了儒。当时争取做中国人，并被接纳为中国人，就必须尊孔。利公熟读四书五经，也钦佩孔子的为人及其学说。他认为孔子不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伦理导师，而且正是儒学塑造了中国民族。做一个中国人，尊孔是必然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孝为首，父母之恩终身不忘，为人子应孝，为中国人更应孝，生时孝，死后仍应孝，不忘父母。外国人家中挂有父母遗像，像前放些鲜花，表示孝心。中国老百姓无能力替父母生时绘像，就在他们死后放一牌位，把父母喜爱的食品供在牌前，这是尽孝道的方式。尊重中国人的习俗，不宜妄加阻止。为了自己做中国人，为了使中国教友不做外国人，他允许教徒尊孔祭祖。由于利玛窦遵循良师范神父的教导，天主教得以在中国立足，教友不受人的歧视，天主教被接受，传教士能做福传工作。路线正确了，工作才能顺利。|
挫 折
利公死后不久，他所奉行的范礼安神父制定的传教路线“到中国做中国人，不能叫中国教徒成为外国人”受到了质疑，最后酿成礼仪之争大问题。意想不到的是，首先挑起者，就是利公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龙华民。他怀疑尊孔祭祖是宗教迷信，他又认为学儒、补儒，事倍而功半，不如离开城市去农村，直接向普通老百姓宣传福音。由于利公的威望，追随龙的人不多。不久道明会、方济各会派来传教士，他们不但反对利玛窦的路线，并把耶稣会直接告到罗马。耶稣会总长指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派代表去罗马解释。耶稣会的代表去罗马向圣部解释了一番，自以为问题已说清楚，自己有理，就回中国。他们大大低估了反对者的执拗精神，这些人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再三上告。
教宗就派了钦使来中国，他朝见了康熙皇帝，康熙向他说明尊孔祭祖是俗礼，并非宗教；钦使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后，康熙指了匾上的几个大字“正大光明”问使者“识否”，使者说：“不识”；康熙说：“你连中国字都不识，怎么来中国指手画脚？”使者到了南京，悍然宣布了罗马禁令，不准教友再尊孔祭祖。康熙非常震怒，严斥胆敢批评中国习俗的任何外籍人士。他在1715年，在教宗所颁布的敕令上，用红笔点圈，并写上“以后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国来，以免招致更多麻烦的事”。
服从教宗禁令的中国教友从此不能向孔子致敬。但在中国，学童入学之前，必须向孔子行礼，否则不准读书识字，成为文盲。凡不尊孔者，被指为对国家不忠。教友却不能在家中安放写上祖宗名字的牌位，更不准向牌位致敬，供上父母喜爱的食品。在众人眼中，教友是极不孝的子孙；当上教友者，就成为不忠不孝、自绝于全体人民者。想识字的，想当官的，已当官者，必须作出最痛苦的抉择。有不少人，放弃了信仰。尚未领洗者在教会大门前止步，不敢进入。利公辛苦培育的幼苗正在成长，已在含苞待放、快要结出丰硕的果实，却让一场严霜打来，立即萎下。
继康熙为帝的雍正更是严禁天主教，残酷镇压坚持信仰的教徒。中国弱小的教会转到地下。我还记得1931年春，我的父亲去世，四川南路天主堂的本堂神父焦神父（BAUMERT）来我家，见我们弟兄三人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告诉我们不能这样，不准跪拜，或把遗像移开。直至1939年，罗马才解除禁令，准许中国教友尊孔祭祖，可惜晚了二百年。
礼仪之争，使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倒退，使有识之士不敢让天主教本地化。反对利公的一批人得势。中国教会连已用了几十年的“天主”、“父、子及圣神” 等这些最基本的词汇也不敢用了，他们硬说中国语言中没有词可以译出拉丁文“DEUS”、“PATER、FILIUS、SPIRITUS SANCTUS”的意义，故只能用音译。在他们的主张之下，“DEUS”被译为“陡乌斯”，“PATER”为“罢德肋”，“FILIUS”为“费略”，“SPIRIRUS SANCTUS”为“斯彼利多，三多斯”。我们小时候划十字时念的，不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是“因罢德肋及费略及斯彼利多三多，亚孟”。据反对利公者的说法，用了中文的天主、父、子、圣神等词汇，天主听不懂，念了音译的中国字，天主就能俯听我们的祈祷。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付洗，洗礼就无效。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我们才不用音译的，而用“天主、父、子、圣神”。中国方言有几百种，同一字就有几百种不同的音，我不知道天主在天上听到几百种的呼声，有何感觉？十七世纪初，耶稣会士曾向罗马请求在中国用中文做弥撒，中国神父念中文版的日课，已获得批准，中译本也已完成，礼仪之争后就不敢再用。范、利两公所希望的天主教本地化，用本国语言举行弥撒和圣事，在1964年梵二大公会议后得在普世实行。范、利两公的智慧超前三百六十年。写到这里，我深深地佩服他们。|
假 设
假设者非事实也。我写这篇牧函时，脑中不时升起几个假设。明知这是空想，但仍愿写出来，使教友知道。
第一个假设：如果利公的领导不是范礼安神父，而是龙华民这样的长上，利公将会怎样呢？利公就不会学汉语，不会成中国人，不会尊孔，不会以耶补儒；他凭个人匹夫之勇，闯入中国境内活动，肯定会被驱逐出境，一事无成，绝不会成为中国宗徒。
第二个假设：利公没有交上徐光启这样的大儒为友，又将怎样？他不会与人合译西方的科学名著，把最新的科技成就介绍给中国，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流芳百世。
第三个假设：如果没有礼仪之争，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将是怎样的？我用孔汉斯写的一句话来回答：“那今天西方的游客将在中国的都市中、名山里看到与佛教庙寺一样多的天主教圣堂和隐修院。”
第四个假设：如果当时皇帝采纳了徐光启、李之藻的建议把西方新科技，拿来并加以普及，中国将成什么样？1860年，日本明治学习西方、实行新政，不用四十年把一个分裂的、落后的、贫穷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军事大国。利玛窦到北京，与徐光启合作，是在十七世纪初，早明治维新260年。如果那时我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中国不会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我国早已成为头等强国。可惜当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在宫中寻欢作乐又重用奸臣，官员们自上至下，都是贪官污吏，弄得民不聊生，国势日衰；不久明亡，人民遭殃。利公、徐公太超前了。
四个假设都未成为事实，非利、徐两公的不努力而是双方领导的傲慢、偏见所造成。自古以来傲慢和偏见一直是和谐进步的大敌。领导也好，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教会也好，常应反省、克服，才能有所进步。|
结 论
牧函又已写得长了，应作结论了。
纪念一位圣人，不只是歌颂他，更应效法他。我们效法利公什么呢？
第一、效法他的信心。利公之所以成为中国宗徒，因为他有坚强的信心，他信仰天主，信仰天主是爱。正因为他信赖天主，所以敢远涉重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深入内地，进入首都，就如陷入人海之中。当时中国人口七千余万，他将面对七千万陌生的，甚至有些是敌视的面孔，无朋友、无亲人。当时离开澳门时，他就知道自己已不能后退，只能前进。他仰赖的只是天主、只是祈祷，以及圣神的指示。
第二、效法他的爱心。他热爱天主，也深爱中国，爱中国人民。外国人尚且如此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能不爱自己的祖国，能抛弃自己的文化吗？
第三、效法利公的尊师爱友。上面说过，利公要是没有他的良师范礼安神父的指示、支持，要是没有瞿太素、徐光启、杨廷筠等诸位益友的辅仁，成不了中国宗徒，成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利公一生尊师爱友，他写的《交友论》告诉我们友谊之宝贵，《交友论》是当时的畅销书。
中国自古以来有尊师爱友的美德。古人在师字下加一父字，师父师父，指师是父。所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人把朋友放在五伦之内，足见友人的重要。常说朋友如手足，好友称“刎颈之交”——为了朋友，愿割下自己的脖子。不知怎的，几十年来尊师爱友的美德逐渐衰微、淡化。有高官提倡把教育事业变成企业，于是教育市场化，老师与学生与学校成为雇佣关系：“我出钱，你教书”成为有些学员的口头语。一切均市场化，交友变交易，社会上需要的是关系而不是友谊。官在任时，门庭若市；官下台后，门可罗雀，这是可悲的现象。我们教友应效法利公尊师爱友，记住“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个交友准则。
第四、该效法利公的抓住机会。古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说机会稍纵即逝；故机会来了，必须抓住。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多次强调机会的重要性，必须珍惜机会，利用好机会。放过机会，实际是犯罪。最近一位法国商人请我共进晚餐，席间他说：“我读书时，神父教训我每天得省察自己不好的思、言、行为。我长大后逐渐疏忽、不作为也是一种罪，我以为它们的危害比一般人所谓的罪更为严重”。我认为这位商人说的很有道理。
第五、效法利公的好学不倦。利公在年轻时不只学了文、哲、神学，还学了数学、天文、地理、机械、音乐等学科，到中国后派了大用处；到澳门后致力于学汉语，熟读《四书五经》，讲话出口成章；又能写出漂亮的文言文；一般秀才、举人也写不出《天学实义》、《交友论》、《畸人十篇》等大块文章。我希望我们的神父、修女、修士努力学习，终身学习。世界变化太大了，进步太快了，一不努力就落后了，落后就被人轻视，被时代淘汰。切不要把宝贵的时光花在电视机前和电脑上。时间是天主赏赐的元宝，天主将向我们讨账的。
写到这儿，有人好意向我说：“主教你又写长了；太长了，我们看了记不住。”
对，那就此搁笔吧。我只送你们一句话，你们只要记住范公给利公的指示：“到中国，成中国人，不要使中国人成为外国人”。这就够了！ 阿们！
+ 金鲁贤
2009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