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的问题，谈者甚多，也谈者甚少。谈者多，是谁都能说上个几句，谈者少呢，是说上几句的人能切入宗教本质的少之又少，若成家成派，那更是少之又少。纵然是某一宗教派别，也不过是就着此派词此宗的教义来开宗明是。究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能既在宗教又能“不在五行中”？梁漱溟先生确实是其中一人。

比如说，宗教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问题来说，恐怕绝不似常人随口一说就能够说服大众的。而梁漱溟先生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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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好多宗教都是为生存问题祸福问题才有的，但这只是低等的动机，还有出于高等动机的。这高等动机的宗教，经过初期文化的印度西洋都有之（唯中国无之，中国文化虽进而其宗教仍是出于低等动机祸福之念，长生求仙之念一如文昌、吕祖之类，其较高之问题皆另走他途，不成为宗教）。

 ......但是一个人自己没有法子没有力量将做过的罪恶湔除，将愧恨之心放下，顿得光明别开一新生命，登一新途程，成一新人格只有哀呼上帝拔我，才得自拔。我很相信他的话出于真情，大概各大宗教都能给人以这样的勖慰，不单是基督教。.......

人类自觉弱小怛怯可以因文化增进而改变，但一个人的自觉罪恶而自恨，却不能因文化增进而没有了（人类自觉生来就有恶这是会改变的，但一人做过罪恶而自恨，或且因文化之进而进）。 然则宗教的必要是否即在此呢？ ......这必要是假的，是出于“幻情”。明是自己勖勉自己，而幻出一个上帝来。......然而宗教的真必要，固还别有在。

——节选自《师道师说—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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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很钦佩梁漱溟先生的辩理功底，也能通过其文字探究人和文化的本源。大家也许注意到梁先生说的中国本土宗教并未出现高等级这样的表述，其实这是他在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进行比较后的结论，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释迦摩尼为代表的宗教创始人见到人的生老病死，看到人受到“死离别”的苦，他们思考的这样的活在世界上，是多么的难受，看着亲人、朋友忍受这样的苦，有没有什么法子让大家远离这样的苦，这反映出的是一种博爱的文化。而反观中国本土宗教文化，比如道教，他们也会觉得“死离别”是件痛苦的事，可是这个痛苦不是因别人而产生的，而是因对自己的“死离别”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古人就有了修仙、炼丹和求长生的愿望，一旦羽化成仙，那就是一种生活的极致了。这样一说，大家也许就明白了，印度的文化在于公，而我们的文化在于私。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说，我们没有产生高级的宗教文化的原因。

至于宗教存在的必要性，我对其引用并不完全，特意少引用了最后一个层次，也就是真正的必要性。希望感兴趣的人能够自己翻阅，领略奥妙所在。

在梁漱溟的论述中，谈宗教之存在的必要性是通过三个假设展开的，这三个假设由表及，一步步加深，又一步步否定其作为宗教必要存在的理由，最终引出，宗教其必要性非此在彼，给出了宗教存在的真正原因。

但是，在其第三方面的论述李，个人不能和先生统一思想。对已经有强烈“求死”思想的人，若使其死而复生，宗教不是唯一方法，但其他方法也无出其右。特别是谈到悲天悯人，牺牲热情等话题的时候，明显感觉梁漱溟先生体现着平和的文人心态，认为与世无争乃是未来的大同，殊不知，社会与人性无论时间如何推进，其缺点不会逐步涤清，反而是新阶段新问题，时过近百年，世界政治民主发展何曾至臻完善，人性又何谈自我改造完美。因此，悲悯、牺牲、热情等极端情绪虽不应鼓动，却已融入人类血液中，乃人类社会发展之必要感情。

当然在梁先生论证宗教存在真正必要性的时候，也指出了人性的深刻和复杂。“你莫以为人类所遇到的问题，经人类一天一天去解决，便一天从容似一天，所谓问题的解决，除掉引入一更难的问题外，没有他义，最后引到这个无解决的问题为止。除非你莫要去解决问题，还可以离得这顶困厄的问题远些，但是人类一天一天都在那里奋力解决问题，那是拦不住的。那么这个问题便眼看到我们前面了，我们遇到这种不可抗的问题没有别的，只有出世。即是宗教到这时节成了不可抗的必要了。如此我们研寻许久，只有这一种和前一种当初佛教人情志上所发的两问题是宗教的真必要所在，宗教的必要只在此处更无其他。”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