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中国人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有信仰的民族之一。邓晓芒于2006年3月6日在武汉大学一篇叫《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的演讲中说：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这里讲的信仰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是对超越的东西的追求，而不是一般的信念，比如我相信明天会出太阳，或者是简单相信某人某事。

经过这种限定，这是中国人当前需要面对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关注了这个问题，就是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关于信仰、崇高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但是九十年代的那场讨论最终并没有结果，它本来是想通过这种讨论恢复我们的信仰，至少是唤起大家的一种警惕或是一种希望。但是，经过几年的讨论以后，我们看到现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信仰失落的情况愈演愈烈，延续至今。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义和信仰的承担者，但是目前的情况恰好相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信仰失落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行为失范，没有任何底线，学术造假变本加厉，日益沉沦，甚至于有人喊出了“渴望堕落”的口号。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没有信仰追求。我相信人是信仰活物，中国人也有信仰追求。我甚至说“天人合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信仰追求。但事实是，“天人合一”的路太难了。“天人合一”提供了天堂，却没有提供去天堂的路。

于是，不少先知先觉者纷纷“毁墙找路”。但更多人，无法在中国文化内部找到精神家园，就开始利用甚至玩弄中国文化。很多人成了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不少人把鲁迅看成是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者，甚至认为他是诋毁中国文化的推手。

这实在误解了鲁迅。鲁迅是一位深懂中国文化，因而才对中国人爱之深、责之切的赤子。王富仁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据钱理群研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学究气地研究死书本，而是考察至今仍在影响着国人的活传统。他不研究中国文化本来是什么，而深究至今活跃在国民性中的深层积淀。鲁迅发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儒、道、释，他们不过在利用儒、道、释罢了。鲁迅更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因缺少“诚”和“爱”，所以是一群“做戏的虚无党”。

连“天命”、“天意”等，在鲁迅看来，也不过是供中国人利用的偶像。鲁迅的深刻处就在于，看出中国文化中不可言说之“天”，遭逢狡狯诡诈之“人”，这个不说话的“天”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于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忙”;而道家的归隐无为，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闲”。而中国文化的要旨，就是“不撄人心”，即不扰动人的灵魂，好让人安于被统治。在中国文化的大戏台上，唱的人不信，听的人也未必信。大家不过都在一个舞台上起劲地表演罢了。

于是，“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就成了中国人的特点。说得难听，却是实情。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难走进信仰的一群人。

利用信仰还是破碎自己?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走进信仰?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已成功地“熏陶”了中国人利用而不信奉真理的习气。中国文化最美丽的部分越来越难以起作用，而最丑陋的部分却作为“潜规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对精神绝望的人，就会疯狂地爱上物质。吞噬了天道的文化就再也无法在自身内部撑开真理领空。

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么?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再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

偶像不是因为本来没有神而试图证明有神才产生的，而是正因为有神却力图以假神代替真神而产生的。偶像不是显明没有神，恰恰显明确实有神。这就像假币从来不会去仿造从来不存在的钱币一样。

实现不了的“天人合一”梦想，就变为诅咒和包袱。它不再具有真正凝聚力，只会使人变成一粒粒自私自利的“肥己”沙子。

鲁迅在一篇叫《沙》的杂文中写道，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的沙”到处推销的是自我中心哲学，受这种哲学影响的人，总想利用信仰，而不是走入信仰。而走入信仰的关键，是人放下自己，开始以真理为中心。信仰是为信靠、仰望和跟随真理而舍己、献身，不是为自己而利用真理。

我还是以湖为例来加以说明。湖，有两种跟无限打交道的方式：一种是在封闭状态下，不断向天空凝望，让自己完全静下来，风平浪静的湖面就会映出蓝天白云，它不需要离开自己到空中找蓝天，而要回到自己里面找蓝天;第二种方式是完全开放自己，甚至破碎自己，向大海流淌，就像洞庭湖水沿着长江而流，最后在大海的怀抱里拥抱无限。

在此比喻中，湖指的是人心，而蓝天或大海所代表的无限指的是天道或上帝。信仰不是信自己，而是信天道或上帝。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之路，一开始走的是第一条路，而不是第二条路。

梁漱溟称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道德代宗教”，本质上是“依自不依他”。这起初的设想很好，但实际上却行不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上来就过于相信人性的光明美好，及人依靠自己升华和超越的能力了。

人的心里有一种神圣的不安

有没有第二种可能?我相信有。正如前面提到的，钱穆批评西方文化把“天”和“人”隔开来讲，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缺点，我却认为这正是转机所在。

湖需要承认在它之外有一个实在的无限者。它通过与此无限者对话，通过开放和破碎自己，在无限者的牵引中不断舍弃和更新自己。超越恰恰是往上走，不是往下走;是往外走，不是往里走。然而，真有作为无限者的天道、造物主和绝对真理吗?这好比问：对湖来说，真有大海吗?它毕竟从没见过大海!

这其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为湖的心早就知道了。这涌动不息的心难道从没有朝大海流动的渴望?只要给湖一道小口子，它不就开始流动起来，要流到大海里去?这是水的本质所决定的。

人的本质也是如此。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属性，不是社会属性，而是宗教属性。你可以哄你的心安静下来，但你的本性却总是动的，它动的时候，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朝向，那就是朝向海的方向，朝向无限和永恒的方向。

我给人的定义是：人是朝向上帝而活的、有肉体的灵魂。人本质上是有肉体的灵性活物。人为万物之灵长。人，虽“身无彩凤双飞翼”，但“心有灵犀一点通”。人是宇宙间飘荡不息而渴望回到彼岸的此岸行者。

把人往高处看，文化才能往高处走。把人往低处看，文化只能往低处走。对一种文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如何看人，而如何看人取决于这种文化如何看上帝。中国文化岂不也显明：人是渴望“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灵性活物?人的心里有一种神圣不安，只有神圣才能满足。

我们这一生不断以流浪印证家园的存在，以空虚印证实有的存在，以短暂印证永恒的存在，以谎言印证真理的存在，以歧路印证正路的存在，以死亡印证生命的存在，以此岸印证彼岸的存在。

人为什么一定要朝向上帝而存在?这是因人心与天道有极深渊源，人作为被造物与造物主有极深渊源。《圣经》说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了人，故而，人被赋予顽强朝向上帝而活的特质。这是向日葵与太阳之间的神秘互动。这是湖与海之间的神秘互动。大海的水蒸发变成云，云变成雪，雪化成河，河流成湖。湖当然渴望回到大海。因它本就来自于海!

备受误解的大爱

我们宁可相信荒谬的“爆炸论”(爆炸从来都是把东西炸乱，而不可能把乱“炸”成井然有序)，也不愿接受宇宙背后有上帝的爱这一事实。一位倾心施予的上帝超乎我们的想象，爱对于有罪的人来说是不自然的。我们中国人不愿欠人恩情，所以，这种看似无缘无故的爱，在中国备受误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的“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样的爱。过去的所有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

文章看得非常准确。这种抽象的人类之爱，在充满了对立和冲突的现实社会中，的确没有实行过!然而，有一种神圣之爱看似缺席却从未缺场。《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圣经》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天不生耶稣，万古长如夜”。耶稣确如一粒麦子，为了救人和赎罪，落在地里死了，又从死里复活，结出了那么多“信”的子粒来。他带给世界的不只是救赎的启示，也是爱的启示。

然而，我们要理解并接受这样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对惯于归荣耀给自己又无比骄傲的人类来说，是何等困难!

中国近代史上，有极个别传教士确实坐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入华，也确实有为侵略者做过翻译，或利用不平等条约传教的过错。然而，绝大多数传教士强烈谴责他们本国的侵略行径，许多人在中国被义和团杀死而毫无怨愤，无一索赔。戴德生夫人在“扬州教案”中受伤，戴德生放弃任何报复机会，并声明宽恕和谅解。这些举动背后，无不体现着一种深厚的大爱。

我们可以不接受，但请理解;我们可以不理解，但请同情;我们可以不同情，但别误解;我们可以有误解，但别诋毁。然而，最大的误解和诋毁，并非对传教士们，而是对耶稣。对于他的大爱，他自己的同胞也不接受，反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在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中，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

我们若再错失良机去理解、接受那份看似无缘无故的大爱，我们就可能永远失去爱的能力。你除非领受过这样一份爱，才能这样去爱。人不是靠米、面活着。人本质上是靠爱活着，不是靠世界之爱，而是靠神圣之爱。

这种爱到底是怎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保罗写过一段千古名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对于这样的爱，我们不只从未活出，甚至从未想过。我们见过太多算计，见过太少真爱。直到耶稣基督在爱中舍己，才把这爱活生生展示在荒凉人世。

不少人只把耶稣的爱看作牺牲精神，看成历史伟人的道德情操。这实乃严重的误解。耶稣之爱是一种真理之爱。对他来说，他的爱是真理中的爱，也是带着爱的真理。人最大的问题是罪和死。正因为罪和死，人与上帝隔绝，生前有愁苦，死后有地狱。耶稣却甘愿舍弃生命，离开上帝尊位，虚己而为人为仆，做神人共弃、为人不齿的罪犯，流血替人赎罪。

我们心里有那么深的罪孽和惧怕，良心深处饱受神圣律法的指控，而且一生因怕死而忧伤心碎地活着。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些问题在自然、世界范围之内均无法解决。我们同样深知依靠自己的能力必然陷入绝望，因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世界的缺陷显明天国的完美，人心的罪孽显明神圣的公义，此岸的幽暗显明彼岸的光明。

上帝因着爱，而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你所有的罪，从而愿意接纳你并与你和好。因着这份大爱，你成为重生之人，并带着这份神圣大爱，去接纳人和爱人。至此，自然在超然中被转化，盼望在付出中被成全，世界在天国中被弥合，罪孽在替赎中被遮盖，仇恨在圣爱中被溶解。生命和生活，双双被这份大爱提升，从而到达德兰修女所说的“怀大爱心，做小善事”的美好境界。这个时候，宗教的也是人生的，人生的也是宗教的。

“太阳升起来了，将蜡烛吹灭吧”

在基督教看来，自然和良心是上帝显明自己存在的普遍启示。“启示”的希腊文原意是“揭开”，也就是上帝通过某些方式向人揭示他自己。第一种方式叫普遍启示，也就是上帝通过自然和良心来揭示他自己。自然和良心本来都是美善的，但后来因为受到罪的玷污，就遭到了污染和扭曲。这两面镜子脏了，也就无法清晰地照见上帝了。所以，上帝就采用了第二种方式来揭示他自己，上帝感动先知们写下他自己说的话《圣经》。这被称为特殊启示。

尽管自然之光也是上帝的普遍启示，但在林语堂看来，普遍启示之光是烛光，而特殊启示之光是阳光。他说：“太阳升起来了，将蜡烛吹灭吧!”当然，太阳升起来了，有时候也还是用得到蜡烛。但有的人偏偏因着有了一点点烛光，就不愿意再走出去沐浴在阳光下了。

自然和良心好不好?好!它们都能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但这两者并不是真理的故乡，它们自身也不能产生真理。当我们凭着自然和良心无法全面认识真理时，真理会亲自来光照、启示我们。

在认识真理之前，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首先需要被真理洁净与光照!这就像一个孩子的眼睛被涂上了泥巴，他在认出爸爸之前，需要爸爸先用清水帮他把泥巴洗掉。

庄子说到圣人之心像最干净明亮的镜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设。禅宗大师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样的说法也是假设。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没这么干净、明亮。

人生的意义必定在人生之外，绝对真理必定在世界之外。这意义和真理通过特殊启示的方式临到我们，我们才能产生真醒悟和真认识。不错，这个世界有其美丽，人心也有其良善，但它们都不过是那真、善、美的碎片和反映，而不是真、善、美本身。

每种文化所化之人都有其卓异之处，能看到某些真相，但也有其致命的盲点和错误。中国人看到了自然和良心的神圣及它们之间的神秘互动，认识到了普遍启示的伟大价值。然而，生而为人，我们为万物之灵，跟大自然已截然有别;于罪中沉沦，我们本心已污浊不堪。这两点正是中国人处理自然和良心问题时的根本失误之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结果，我们就越走越偏。再到后来，自然和良心竟成偶像，阻碍我们进一步向启示之光眺望。

中国人其实已发现自然中有一个神秘世界，我们内心也有一种神秘渴望。路易斯说人渴望“与宇宙中某个不可名状者再次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因为人知道自己应该与他紧密相联，否则，人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也“知道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与他相隔的”，我们“也期盼着进入某扇门，一直以来我们都从外面打量着它，却不得其入”。要认识这种神秘联系，我们恰恰应该越过自然和良心，继续往前走，往上走，好走进启示之光，认出那光源的发出者——上帝。我们的灵魂就像针，被上帝这强大磁铁吸引。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弗朗西斯·夸尔斯的贴切比喻。中国文化感应并检测到了自然和良心的磁性，却拒绝进一步靠近那磁铁。最终，那一点点的磁性也就慢慢开始失落。

（作者：齐宏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