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严酷打压天主教之时，正是满洲崛起、天下格局重塑之际。中原的耶稣会士们在变局中采取灵活立场，并以出色的科学、技术才能，获得清政权的信任。天主教在日本几乎绝迹，却在中国渐入佳境。1692年康熙皇帝的容教令标志最高统治者对它的认可，基督信仰在新的天下格局中正式获得一席之地。
由于近代中国被侵略、殖民的历史，很多人将中国的失败，归咎于清代统治集团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不与“先进文明”交流，由此得出的“中国封闭保守”之说。而清阻碍文明交流的主要例证，即后来严禁欧洲传教士活动，致使从明末开始的现代科学技术东输，被强行中断。
那么，为什么清廷由容教变为禁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或满人）的保守和自大？简单整理一下其中的原因和经过，有助于理解中国的近代命运，乃至现代中外关系的形成演进。
1693年，就在康熙夸奖西洋人“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下旨容教的第二年，事端就来了。掌管天主教福建教区的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阎珰（又作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在福州下令，禁止教众祭祖、敬孔，不许读四书五经。他还派出两位教士回罗马，一面上书教皇，一面请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做权威认定，指在华耶稣会教士容许敬天祭祖是违背基督教义。对此，耶稣会教士不得不上书康熙，请皇帝本人认定：中国的祭天、祭祖、敬孔乃是风俗，无关迷信。得到首肯后，他们将中国皇帝的回复寄给罗马，以回应指责。阎珰此举，不但在当地教众中引起不满，而且令本在天主教内部讨论的“中国礼仪之争”公开化了。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其实早已有之。在利玛窦以“天主”、“上帝”翻译Deus、并力证儒家与基督教可以相融的时候，耶稣会内部就有反对意见。只不过经过数次讨论协商，对中国有深入理解的耶稣会教士们，总体倾向于同意利玛窦规矩，尤其认为中国礼仪无违教义。所以在天主教入华早期，礼仪之争相对和缓。
作为新兴教团，耶稣会靠着葡萄牙与教廷的同盟，在欧洲和海外殖民地的影响力一度如日中天。但到了17世纪后期，耶稣会在天主教内部开始遭受排挤。随着葡萄牙国力渐衰，法国成为教廷最倚重的国家。罗马开始将海外宣教任务委托一批法籍教士，他们慢慢形成了后来的巴黎外方教会。该会教士普遍有为法国服务的意识，他们和本就对耶稣会不满的老牌修会道明会、方济各会等合流，成为天主教内部反耶稣会的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礼仪之争”本是天主教世界争夺、倾轧的工具，在表面的神学论争背后，是耶稣会内部、耶稣会与其他团体、以及天主教国家间复杂的政治利益纠葛。
阎珰之前，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就有过类似的禁礼举动，各方也都将官司打到罗马，希望教廷能够就中国礼仪问题有个说法。但因不同教皇对耶稣会态度不同，此前的几项律令多有抵牾。阎珰1693年挑起的波澜，令1700年继位的新教皇克雷门十一世决心解决此问题。最终，这个教会内部争论，演变成了罗马教廷和清廷之间的冲突。
克雷门十一世派出亲信、都灵人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为特使前往中国。多罗在法国人护送下，绕开葡萄牙，驶往印度和中国。使团于1705年春抵达澳门，一路北上，受到教团和清廷的热情接待。康熙对此次特使来访非常重视。多罗到达北京后病倒，康熙多次下旨关切，派员看望，并赏赐礼品。从1705年底抵京到翌年8月离开，特使受到康熙多次召见，并一起游园，但双方始终没有建立信任。皇帝数次询问特使是否为礼仪问题而来，并主动解释敬祖并非迷信；多罗则不敢把自己来访的目的据实相告。其实，就在多罗登陆中国的1704年底，教廷已经做出决定，禁止教徒祭祖祭孔，除“天主”外，也禁止用“天”、“上帝”等语，此事已通过马尼拉通知了多罗。
1706年6月，多罗把挑起此轮论争的阎珰从福建叫到北京，让他和在京耶稣会士讨论，双方激辩之下毫无共识。听说阎珰到京，康熙皇帝下旨令往热河行宫觐见，要他说明如何解释中国经书。阎珰虽不情愿，也只好从命，并带了两位中国教书先生随行。
觐见很有戏剧性。阎珰只会闽南语，对答须由另一位教士翻译。康熙指着座后“敬天法祖”四字，问“汝认不认识”；阎答只认得一字。随行的教书先生跪奏，说阎在解释经书时不听他们，只听一西洋人的。皇帝又问及他曾论儒家与天主教不同，意义何在？阎不能答。康熙当然恼怒，会面后下旨骂道：“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翌日又谕告多罗，说阎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自知已无回旋余地，多罗只好离京。随后阎珰等也被逐回国。多罗南下南京后，向在华传教士传达教廷禁令，严厉警告说违抗者将被开除出教会。他后放逐澳门，被葡萄牙人囚禁，直到1710年去世。他的命令对在华教众引发极大不安，甚至有耶稣会士拒绝执行。
康熙虽然恼怒，但此时尚无禁教之念，认为多罗等只是不了解中国国情。为消除误解，他在1706和1707年先后派出4位耶稣会士作使者，携带诏书，赴教廷解释。但其中两人死于海难，另两人虽见到教宗，却反遭软禁。1715年，克雷门十一世颁布《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不许中国教徒用“上帝”“天”等语，不许挂“敬天”匾额，并禁祭孔祭祖，丧事亦不得行礼。耳闻此事的康熙仍没有失去耐心，又命在华教士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通过俄罗斯）传递消息，寻找几年前派往罗马的使者。
教廷此时已了解禁礼之令引发严重后果，听到康熙的寻人启事，觉得有必要再次遣使。1719年，教皇任命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率庞大使团赴华，容许他在具体做法上稍有通融，但禁令原则不可更改。
康熙对使团仍然礼遇有加，接见嘉乐达13次之多，亲自向他解释儒家礼仪。同时也明确说，如果教廷执意禁礼，你们传教士也没必要留在中国了。一次会面时，康熙故意问：我看你们西洋画里，有长翅膀的人。嘉乐回说，那是寓意“天神灵速如有羽翼”，不是真有此人。康熙接着说：“中国人不解西洋字义，故不辩尔西洋事理；尔西洋人不解中国字义，如何妄论中国道理之是非？朕此问即此意也。”但就在关系略有缓和之时，康熙读到了逐条翻译出的教廷禁令，他深感失望，亲笔批道：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朱批
此后嘉乐力图圆转通融，但终于没有打动康熙。禁教令起初执行不严，到雍正时代才稍为严格，到乾隆时期又时严时宽。虽然地方上有一些迫害事件，但几位清帝并没有像德川幕府那样大肆捕杀教士和教徒。不少教士继续任用，如1715年来华的郎世宁。可是无论如何，原有的文化交流无疑被阻断了，这对中欧两方面而言，都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平心而论，清帝对天主教表现出难得的开放和宽容，所虑者无非它会不会堕入邪教旁门、惑众生事。须知清帝身兼数种宗教礼法的最高权威：满人的萨满、蒙藏的佛教、以及中原儒道，都是帝国极为重要的政教支柱。天主教极端排斥佛道和民间信仰，却尚能见容于崇奉萨满和藏传佛教的清帝，这一部分归功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的合儒策略，更多则体现统治者的包容心胸。前文曾说，清代天下的多元性，前提是多元之间不互相排斥，且能够统一在对“天命”的崇奉之下。而礼仪之争中的教廷，恰视儒家根本为异端，并否认东亚世界中“天”的合法性，等于对东亚的多元文化全部釜底抽薪。
康熙禁教，是对教廷屡次沟通无效后的无奈回应。他始终认为，麻烦制造者，只是那个“中国字不识五十个”的阎珰。一定是他逃回罗马后搬弄是非，致教皇谕令竟与阎珰当年所奏一字不差。康熙指责阎“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国之反叛……被逼中国大小寒心，方知佛道各种异端之相同乎”。言语中竟有痛惜之意。
他不会想到，发生在罗马和北京的争端，不过是天主教世界内部政治斗争的口实。耶稣会建立的交流平台化为乌有，自身也难保。1773年，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压力下，罗马教廷取缔了耶稣会。这个曾为沟通欧亚做出巨大贡献的教团，在其后近40年里，被自己誓死效忠的教皇认定为非法。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