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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二十) 逆转之夜:日本天主教的毁灭

发表时间:16-04-14 来自:【澎湃新闻网】 作者:宋念申  点击次数:2314

16世纪后半期,天主教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几十位大名改宗天主教,吉利支丹信众数十万,不但遍及九州和本州南部,而且逐渐扩张到本州中部和东北。对耶稣会传教的宽容政策,在织田信长死后,由丰臣秀吉继续。1583年,他甚至亲自在大坂划出一块土地给耶稣会,供建造教堂。日本关白和几位耶稣会上层教士之间,也有不错的私人关系。

然而,丰臣秀吉的态度,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这里的一夜之间并不是修辞。1587723日,刚刚统一九州的丰臣秀吉来到博多地方,在一艘葡萄牙商船上,再次会见了耶稣会日本教区负责人科埃略神父(Gaspar Coelho)。宾主相谈甚欢,丰臣再次允诺,在博多城赐给耶稣会一块土地。科埃略则向丰臣赠送了葡萄牙的美酒。半夜,科埃略突然被丰臣的信使叫起来,要他立刻回答几个咄咄逼人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强迫他人改宗?为什么要捣毁佛教和神道寺院?为什么以马、牛这样有益的牲畜为食?为什么葡萄牙人要把日本人卖到海外为奴?

科埃略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地回应说,传教士从不用暴力手段强迫日本人信教,除了偶尔吃牛肉外从不吃马(以后可以连牛肉也不吃)。他还把捣毁佛神之事归咎于天主教大名,并说耶稣会不支持葡萄牙商人的奴隶买卖。这些回应显然没什么用,丰臣的问题压根不是质询,而是斥责。

第二天,丰臣秀吉就下达了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バテレン是葡萄牙语神父Padre”的日译)。这份驱逐令起始便说,日本乃神国,而天主教则为邪教,命所有传教士在20天内离境。但命令同时又说,葡萄牙人仍然可以来日本贸易。这道命令虽因实施困难,没有严格奉行(欧洲传教士们后来继续在日本存在了很多年),却是日本日后一系列禁教行动之始。

为什么天主教在日本的命运一夜逆转?丰臣秀吉表面的理由——斥佛神、吃牛肉、贩奴等等,当然都不是主因。据说那天夜里,亲信施药院全宗提醒他:天主教势力日渐扩大,又有像高山右近这样的实力大名拥护,早晚会成为威胁。驱逐令的文字,即出于曾为佛教徒、又是高山政敌的施药院之手。

但丰臣的转变,也不仅仅由于近臣间的内斗。实际上,丰臣对天主教的不信任早就有了,其猜忌正是来自于科埃略。一年前,科埃略在大坂拜见丰臣,丰臣向他透露攻打朝鲜和明朝之意,希望他能搞到两艘葡萄牙战船。作为回报,耶稣会可以在朝鲜和中国传教。急于讨好的科埃略不但一口答应,还吹嘘说,他能够调来印度的葡萄牙军队相助。

科埃略牛皮吹大,本是谄媚,但听者有心。和织田信长一样,丰臣秀吉对战国时代日本佛院势力介入政治十分敏感,他当然不希望天主教最后发展成新的政治宗派。在平定九州后,统一大业接近最终完成,此时的日本再也不是群龙无首,四散分裂。在权力逐渐重新集中之时,统一者格外提防祸起萧墙。丰臣不但强化对各大名的控制,而且在全国下达刀狩令,禁止民间私藏武器。前面提到过,天主教在日本的扩展,其实得益于分裂:各大名相互竞争,将天主教和耶稣会视为葡萄牙帝国的代理人,才为传教打开方便之门。正因此,耶稣会的早期成功也是其最大的隐患:因为很难和日本内外政治势力撇开干系,又与海外贸易和武器直接挂钩,它被视为威胁是很自然的事。总之科埃略的谄媚刺激了丰臣最敏感之处。

与此同时,耶稣会及葡萄牙在日本的成功,也引发西班牙和其支持的教团的觊觎。殖民菲律宾后,西班牙急切希望打开对日贸易。道明会、奥斯定会,特别是方济各会,也谋求在日本扩大教团势力。丰臣为开辟和马尼拉的联系,对代表菲律宾总督来访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颇为客气。一时间,耶稣会和其他几个教团相互抵牾,把欧洲和天主教内部的政治争夺引入东瀛。

159610月,一艘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的商船圣菲利普号,被风暴吹到日本土佐。丰臣秀吉派人查扣商船并讯问船员。结果大嘴的船长在回答讯问时,夸耀西班牙在全球的殖民业绩,并且透露说传教士总是征服先导。这下,丰臣秀吉更加认定,天主教在日本传播,背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日本的殖民野心。他下令在京都和大坂逮捕了26名教士和信徒,并在翌年2月,以违背禁教令为名,将他们在基督教大本营——长崎公开处死。此次长崎二十六人殉教事件,揭开了日本大规模清洗、迫害天主教的序幕。

1598年,丰臣病死。经过一番权力重组,日本逐渐为德川家康收拾一统,于1603年开始了江户幕府时代。仍然出于贸易考量,德川家康开始对天主教并未严格禁止,反而让受西、葡两国支持的天主教团获得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此时日本国内国际形势,都和战国时代完全不同了。

国内方面,德川家康一步步巩固政权,不但排除政治异己,也强化对外贸易管理(如给从事外贸的商船颁特许朱印状,并组织重要口岸商户统一葡船生丝进价)。在此过程中,日本国内一些天主教大名及武士被排挤到对立面,使政治斗争带上了宗教色彩。意识形态领域,德川家康立儒家理学为正统,并逐渐恢复备受打击的佛院势力;同时儒、佛与神道之间亦有相互合流。这些对天主教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国际方面,在西、葡之外,英国和荷兰也打开了和日本的贸易通道。作为新兴的新教国家,英、荷与西、葡在政治和贸易上敌对竞争。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登陆日本,船上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因给幕府造船有功,成为德川的外交顾问,并被封为武士,赐名三浦按针。亚当斯告诉德川,除了天主教外,基督教内还有新教,新教国家并不热衷传教,宗教和贸易也是脱钩的。而天主教国家往往通过传教来征服别国。

在此情况下,日本执政者对天主教不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甚至鼓励,渐渐把介入政治过深的吉利支丹势力视为安全隐患。几次偶然性事件之后,幕府终于于1614年决心禁教,各地加快搜捕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制造多起迫害事件。1620年,二代幕府德川秀忠当政期间,一艘带有朱印状的日本商船,在台湾海域遭英荷联合舰队缉拿、货品被没收,双方把官司打到长崎。本来是英荷在海上巧取豪夺,却因日本商船内藏有两位传教士而演变成政治事件。结果1622年,船主平山常陈和传教士惨遭火刑,船员被斩首。以平山常陈事件为导线,一个月后,55名传教士和教徒在长崎处死,史称元和大殉教

此后幕府的禁教愈加严苛,不但传教非法,信众也必须弃教。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幕府推行寺请檀家制度,利用遍布各地的寺院,登记当地人口,监控地方社会。在天主教最早传入、浸淫最长的南方,其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1637年,九州岛原地区的民众不堪领主的残酷剥削,揭竿而起。岛原之乱是江户时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不纯由宗教而起,但因起事者多为吉利支丹、领袖亦以教为旗,使得这场变乱颇有宗教战争的性质。1638年,幕府征调十几万大军镇压,约3.7万名反抗者鲜有幸存。

这次大规模叛乱彻底地断绝了天主教和幕府之间任何缓和余地。自此,幕府禁教更为决绝。与此配合的,是前后一系列断绝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往来、禁止日本人私自出海的政策。1644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并获得神父职位的小西曼施欧(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外孙)被捕殉教,自此日本再无神父,由弥次郎和沙勿略带来的日本天主教世纪正式结束。内心不愿弃教的教徒只能转入地下,在与天主教世界隔绝的两个多世纪里,秘密传递先辈的信仰,直到明治维新时代。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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